首届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
2003-09-23 16:21:56
《中华工商时报》
| 民企老大难问题急需求新解 公平竞争环境内部治理模式融资路径不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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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照片：由本报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20日在北京举行。图为本报社长石国雄在会上致辞。 本报记者张居生摄 |
| 2003-9-22 3:09:04 □本报记者王佳航王义伟 |
| 日前，在本报与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光华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上，各界人士就民企怎样抓住历史机遇、民企怎样加强内部治理、民企怎样解决融资问题等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民企未来发展献计献策。 转轨经济中政府力量仍强大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表示，市场经济中决定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是效率和竞争，计划经济中决定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是行政手段，目前的转轨经济中，政府力量仍然强大。 首先，企业的资产规模越大，退出的可能性越小。这说明，生存能力与规模有关，“肥胖”的企业生存的可能性越大。 其次，企业的年龄越老，退出的可能性越大。企业年龄与企业生存发展之间有年轮效应和生存效应两种说法。年轮效应是指年龄越老的企业比起后来的企业来说，技术趋于落后，生存能力差。生存效应是说，企业年龄越老，经验越多，生存能力越强。显然，这些企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年轮效应。 第三，净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越容易退出。资产负债率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就差，市场波动、价格波动对其影响就很大，企业经营就困难。 第四，效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生存。 第五，研发人员比例越高的企业越不容易退出。 第六，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更不容易退出。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比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更容易活下来。 最后，企业控制权的差异对企业生存退出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按照隶属关系，受调查企业中，有的企业有主管单位，有的是民营企业。调查显示，国有企业更不容易退出，外资企业容易退出，港澳台企业更容易退出。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的生存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如果把资产的力量决定企业命运与政府的力量决定企业的命运做个对比，可以发现预算约束的软化随行政级别而上升。越是隶属中央的企业预算越软，而私人企业预算最硬，亏了只能死亡，没人管它。而且，在政府所有制企业中，行政隶属关系越高，净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的影响越不明显，这与民营企业是相反的。这说明政府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国有企业仍然在政府保护伞下。不过，调查也显示，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的保护作用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的，企业效率越来越成为决定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 设立“就业特区” 全国政协常委、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透露，他已经向政协提交了建议，倡议设立“就业特区”这个倡议得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和很多民营企业家的支持。 刘永好说，“就业特区”是相对于“经济特区”而言的，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就业问题，应该考虑设立“就业特区”，至少可以选择几个地方作为试点。现在农民种粮的很少，一部分到离土不离乡到乡镇企业工作，一部分要到外地务工，还有一亿多没有充分就业，而城市里面也有很多下岗职工，尤其是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就业形势更为严峻。选择中西部一些城市设立以“满足就业”、“充分就业”为目标的特区，国家给予一定鼓励、优惠政策，例如税收倾斜等，形成到西部去投资、发展的氛围，是多赢政策。 刘永好表示，就业特区可以节省外出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满足他们就近工作的愿望，同时也能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太多造成的很多社会问题。此外，对于企业来说，到就业特区去建工厂，土地便宜，水电煤等资源便宜，劳动力便宜近一半，有国家税收政策支持，同时有政治鼓励，能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与市场利益统一在一起。 刘永好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沿海设立了很多经济特区，这项政策取得了成功。但20年过去，当时的沿海特区的优势已经逐步平均化、弱化了。由于中西部劳动力价格低，现在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出现自发向内地迁移的倾向。例如广东佛山的陶瓷工厂现在很多到四川去扎堆儿了。设立“就业特区”是由政府出面对这种自发的迁移动向进行引导。而且，这不是简单的迁移，而是解决人口密集地区的就业问题，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生产率提高了，能够解决更多人就业。 刘永好认为，设立“就业特区”，一方面可以实现沿海反哺内地，先富反哺落后，工业反哺农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吸引海外投资，目前越南等地的劳动力价格也很低廉，中国如何取胜，应该考虑把投资引向内地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地方。 民企融资难如何化解 民企融资难是个老问题，但是老问题总也不能解决，为什么？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曹凤岐教授表示，民企发展很快，但是资金问题一直是制约民企发展的瓶颈，应该加紧对民企融资体制改革。 融资体制应该怎样改革？曹凤岐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建立民企融资投资的信用保证体系。例如，要建立全国性的企业征信制度，企业信息透明，需要贷款时，银行一查就可以看到信用记录。第二，要建立完善的担保体系。目前，担保主要是企业之间互保，这存在很大弊端，一些企业担保风险很大，出了问题甚至就被拖垮。这方面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中国的担保机构现在很不完善，政府出资的，出资额度很低，短时间就用完了，商业保险也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要求。第三，建立起真正的企业评估体系。第四，建立起企业自己的信用，企业信誉是企业的生命线。 对此，民营企业家们则结合企业实践，声情并茂地指出，信用是企业获得资金的关键。 正泰集团副总陈建克说，8月20日，正泰刚刚获得了四家国有银行的贷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正泰有信用。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董事长牛根生说，信誉就是资金，就是品牌，就是市场，要是没有信用，蒙牛就什么都没有了。是企业家的信誉和企业的信誉赢得了蒙牛的高速成长，也为蒙牛吸引了摩根斯坦利的贷款。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信用体系的建设对民企犹为重要。民企做起来很难，并不象外界那样看起来都是大款，多少普通的民企没有过星期六、星期日。但是如果民企过了信用关，过了产品畅销关，就能获得资金支持了。 道丰国际董事、总部经济集团董事长许为平则表示，民企自身信用非常重要，不过，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业银行必须彻底改变。 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哈佛大学M PA袁岳则阐述了一个相当独到的观点，要发展与目前的民企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精细化金融系统。 袁岳认为，信用的形成一定是长期交易价格及以原来已经投入的商务价值空间为基础，并有一套相对健全的风险防范体系。高信用企业必须具备这样三个条件：种植信用、分散风险、系统的发展。大部分民企目前的确属于低信用企业。但是对于金融服务系统来说，服务对象永远是对的，不能因为民营企业信用低而不给民企提供服务，关键在于为信用低的民企提供服务时如何控制风险。 袁岳说，民企融资难在于现阶段的民企与金融系统不匹配。民企越来越精明，信用却很差，与其配套的应该是精细化的金融服务系统，能够通过制度规范民企行为。民企在面对金融服务系统时，应该是民企相对粗放。 如何发展精细化金融系统？袁岳认为，精细化金融系统的发展渠道不是来自于政府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和自律性守则，而是政府的开放规则。只有民营银行数量增加才能改变现有金融系统的服务理念。目前民营银行数量太少，所以民生银行这样的民营银行并不能真正为民企提供服务，而是服务方面在向老银行看齐，远不能令人满意。 袁岳说，目前，高信用企业获得的成长机会远高于处于低信用阶段的企业。政府不应该把精力放在替高信用企业身上，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是拾遗补缺，政府的公共政策应该选择扶持低信用企业。 家族制还将存在一段时间 家族制在一定的时间内仍然是民营企业的主要管理模式，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改善，制度化、开放式的管理将被重视并加以实践。 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认为，目前的民营企业，内部治理是多种力量在起作用，这其中包括制度力量、亲友关系、金钱的力量、企业领袖的个人魅力，但是总体而言，人治的比例仍然大于制度的比例。至于今后的发展趋势，他认为，制度的力量肯定会上升，另外，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发展及其准确的定位，也将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民营企业发展的趋势是成为公众公司，其本身的规范一定会向西方的民企看齐。 方太厨俱董事长茅理翔认为，民营企业在现阶段否定家族制是不可能的，原因主要有：职业经理人还不成熟、法律不完善、信用体系尚未建成、市场经济发展只有10多年绝大多数企业不可能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即使是美国也会出现安然事件，因此，现在的民营企业要探索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家族制管理模式。虽然认为家族制不能否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茅理翔依然在1999年就提出要淡化家族色彩，在其根据这一想法重组公司的治理结构时，也遭到了来自家族内部的强大阻力。 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则认为，现阶段民营企业在内部治理方面追求的，应该是家族化的企业、制度化的管理。他认为民企必须健全、完善治理结构，不断地追求合适的制度。胡成中尤其强调“合适”这个词，因为企业在发展，制度也应该发展，这就好像身体长得很快的孩子每年需要换一套衣服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