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贸易顺差让中国难以下咽
2005-07-27 09:36:28
应该看到贸易顺差是把“双刃剑”
虽然所有的数据都显示，经济正在健康稳定地运行，然而，一种暗藏的风险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点关注，这就是巨额贸易顺差。
与去年前4个月连续贸易逆差截然相反，今年前6个月连续出现可观的贸易顺差。截至6月末，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64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其中，出口3423.4亿美元，增长32.7%；进口3026.9亿美元，增长14%，累计贸易顺差396.5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319.8亿美元的顺差总额。1994-2004年，中国连续11年贸易顺差，贸易顺差最高纪录是1998年的434.75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已经超过去年全年顺差总额，接近年度贸易顺差历史最高纪录，实为空前。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可望超过1000亿美元，比此前的年度贸易顺差最高纪录翻一番以上。
从去年一段时间的贸易逆差到半年完成全年的贸易顺差，速度之快、势头之猛是前所未有的，尽管这种势头带来了一时的繁荣，但归根结底来说，整个经济所表现出的“外因”已经远远超过其本身意义。
笔者认为，顺差产生的部分原因是此前国内上游产业投资逐步形成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地区内导致昔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转为“小进大出”。另外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国内宏观经济走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002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周期上升态势可能已经发生了转折。正因为国内经济降温，内需不振，进口需求萎靡，出口增幅则因货物纷纷转向海外市场而迅速提升，两项作用共同促使今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急剧扩大。
高额顺差只是表面现象，由于生态、环境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计入，资源价格偏低、农民工社会保障等社会成本也没计入，这就使出口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增大，如果将这些机会成本算入的话，这种顺差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今年贸易顺差高增长既然已成定局，那么它可能造成什么后果？毫无疑问，巨大的贸易顺差将进一步激化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争端，尤其是与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按照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全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可望达到1000亿美元，对欧贸易顺差可望达到600亿美元；按美方统计，今年全年对华贸易逆差可能超过1900亿美元。在对华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某些政治势力最钟爱话题的今天，可想而知，他们拿到这个贸易顺差数据后会借机做些什么文章。已经进行了两轮的中美纺织品谈判仍未出现达成协议的迹象，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顺差的快速增加，也给世界众多国家对人民币汇率指手划脚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国内需求不振格外突出
出口的急速上升，也让人们更为忧虑：出口对经济拉动力的突然变强，显然不能持久，而净出口的高速增长恰恰反映出国内需求的不振。
以扩大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出口导向政策，长期以来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然而，当中国已成为全球中低端产品制造基地，当一些国家已经产生“中国制造恐惧症”，当中国商务部长越来越多地为贸易摩擦疲于奔命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出口导向政策已遇到来自全球的约束，甚至可能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当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年年攀高：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004年超过70%。而在今年上半年9.4%的经济增长率中，即使考虑价格因素，至少有3个百分点是外需拉动的。净出口的突然猛增，打破了原有的增长格局，并使本该在上半年出现回落的宏观经济维持强势。净出口的高速增长通常反映了国内需求的不振。因此，这种情况相当危险。当前中国的内需较弱，一旦外需出现波动，就将使经济出现问题。
在对下半年经济形势进行预测的时候，国家发改委经济所专家王小广在一篇报告中不无担忧地写道：“出口增长可能明显放慢，将对下半年经济增长产生较明显的压力。要防止回落过大过急而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过大的压力。”
笔者认为，这种过分依赖外贸的发展模式已经进入一个比较关键的转型期。
从国际经验比较看，中国经济增长当前有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外贸依存度过高，现已高达70%，在此前的经济发展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大国曾有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二是第二产业的比重极高，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2004年高达52.9%，比日本顶峰时期还要高近10个百分点，而服务业在2003年后比重一直在下降，这是很不正常的；三是资本形成率很高，目前已达到43.9%，过度的投资形成了大量的银行坏账，投资低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顽症。
这三大与均衡发展道路相背的发展模式在一段时间里都为中国赶超作出过积极贡献，但随着城市化和金融的全面开放，这三大问题逐渐成为了阻挠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了。而今年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为我们及时地敲响了警钟。变中求变，建立新的增长模式才是顺时应势之举。
发展模式变化走向前台
部分转变单纯地依靠外因实现发展的模式，需要渐进式的改革。目前要将投资为出口服务的循环，转变为投资为消费服务的循环，中国的经济要建立在内需包括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的基础上。具体来讲，就是要围绕消费需求多投资。例如在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包括交通建设、电网建设和自来水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在医疗、教育资源建设方面要注意地区均衡发展。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同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解除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
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快速上升至20%，虽不及发达国家，但已超过众多发展中国家。然而，中国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速度远远赶不上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的格局。1997－2003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的200%和368.9%；而1990－1995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仅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的69%和90.1%。专家认为，本轮经济周期中，消费增长缓慢的根源即在于此。
另外一方面，贸易顺差高增长及其负面影响导致削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必要性上升，为此，可供选择的策略通常有扩大进口(特别是战略资源和资本设备进口)和对外投资这两种途径。这两项策略固然必要，但也应当注意时机选择和其他相关问题。
在战略资源进口和建立储备方面，鉴于目前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仍然处于高价位，但已经连续数年上涨的初级产品行情可望在近一两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发生转折，中国国内经济降温将加快这一转折到来，企业不应急于在高价位上入市，而应当等待其价格回落。扩大资本设备进口应当限于必要的、国内无法生产的尖端设备和技术，不应损害国内技术装备产业的发展。在扩大对外投资中，应当注意约束企业经理们借机扩大自己“王国”的冲动，避免中国对外投资沦为制造大堆烂账和资本外逃黑洞的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