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战略对话的核心价值在于探索共同安全机制

2005-08-03 09:59:33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8月1日上午，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此次战略对话发生在五角大楼《中国军力报告》引发中美关系再起波澜的时候，这一动态的确令人期待。当然，像中美关系这样一个大题目显然不可能仅靠一次战略对话来解决，也无法仅凭战略对话渠道来解决。中美战略对话的新意在于，它是围绕“崛起大国与现存超级大国如何和平共处”这一中心议题，旨在规避冲突、控制摩擦、减少误判，实现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

8月1日上午，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率团参加此次对话。中美战略对话是中美建交以来双方首次举行此类高层定期对话。早在2004年，中美两国元首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举行了会晤，双方曾就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加强中美战略对话。2005年3月，在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期间，双方确定将定期举行战略对话。眼下，就在五角大楼《中国军力报告》引发中美关系再起波澜的时候，这一动态的确令人期待。

对话正逢中美间诸多议题进入稳定期或面临新的起点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首次”往往代表着特别的含义。白宫官员认为，美国接受中国开展关于两国举行定期高层对话的提议，目的有三：避免因误判情势而导致危机，考虑到中国的崛起，着眼于历史的教训。另据台湾《中国时报》等媒体日前透露，这次会谈的议题将包括军事、能源、反恐和台湾问题；同时，美方还将提出建立两国更高层次对话机制的建议，“以平等对话代替以往的讨价还价”。据接近美国国务院的人士透露，美驻华使馆在8月1日前的一段时间分外忙碌，不仅多次与中国外交部就佐立克的来访进行沟通，还要为迎接这位上司做好各项准备。佐立克也不轻松。他的中国之行不仅受到国务卿赖斯的重视，就连布什总统也寄予希望。因此，他频频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有时还不得不煲一煲电话粥。佐立克的忙碌，也从侧面说明这次对话正逢其时——进入8月份后，中美间的许多议题开始进入稳定期或面临新的起点。

如果说，今天中美两国交往所及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恐怕一点也不为过。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就是很好的佐证。首先，最具代表性的是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在时隔一年多之后终于破除坚冰，于7月26日在北京举行。无论结果如何，美方都须听取中国的意见——若会谈未能取得任何进展，美中都要就今后努力的方向进行沟通；若出现朝鲜承诺“弃核” 等突破，美方也要与中方就具体的验证方式、对朝提供援助的渠道与方法等进行协商。其次，台湾问题同样如此。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使台海局势出现缓和的迹象。就在其间，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这些新情况会否影响美国“维持现状”的台海政策，美方也要向中方阐述自己的打算。此外，美方承诺今后将慎重对华使用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中方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让美方“满意”的微调……种种议题都存在“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　

“不确定论”成为当前美国评估中国崛起影响的主流结论

近来，大洋彼岸关于中国问题的大辩论十分火热。随着中国悄然崛起为一个事实上的大国，其实力的增长与影响的扩大正呈现一种崭新的态势。美国被中国“撞了一下腰”。“挑战论者”声称，崛起的中国将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最重大的外交挑战；“排挤论者”认为，中国在东亚的坐大，意味着终有一日会把美国挤出东亚；“威胁论者”鼓噪中国正在扩充军事实力，打破了地区力量均衡，将威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安全。显然，美国作为世界列强中的“江湖老大”，面对中国崛起，焦虑不安感已然上升。中国崛起对美国是祸是福？美国人心中惶然无数，因此，“不确定论”成为美国评估中国崛起影响的主流性结论。

透视对话背后凸显的战略意涵

　　中美关系目前喜忧参半。喜的是，双方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面持续扩大，如在反恐、核不扩散和朝核问题等领域，中美建设性合作继续保持巨大的活力。忧的是，与此同时，贸易赤字、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中海油竞购优尼科、能源问题及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发酵等，也使中美关系变得复杂，甚至可以说进入了困难或敏感时期。中美合作与摩擦面同步发展，使得双方从总体上把握好这种互动关系发展的节奏更显急迫。

　　近期中美高层往来十分频繁。仅7月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农业部长约翰斯、贸易代表波特曼、国务卿赖斯等数位布什政府大员先后造访中国。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作为首次中美战略对话的美方代表前来北京，这看似只是频繁访问的一部分，但佐立克的到访对中美关系而言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中美关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有一系列的对话机制，存在于反恐、核不扩散、人权、经贸、避免海上危机及海上通道安全等领域，中美外长也有定期和不定期会晤与沟通，这些对话都有着极强的功能性与专业性。而与此同时，超越具体问题，就双方重大的安全关切进行磋商，就各自最为重大的战略关切进行坦率的会谈，将凸现其战略意涵，这正是定位为战略对话的基本设想。　

　　战略对话并非要取代或整合上述具体的对话机制，而是从更广泛的角度，通过探讨外交、安全、金融与贸易等具体问题，特别是它们的相互关系，来阐明各自立场，进行充分的战略评估，以从整体上更好地管理两国关系的互动。

战略对话意在探索实现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的机制

中美战略对话的新意在于，它是在全球化使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反恐反核扩散使双方合作领域拓宽、“深度交往”使双边关系更具理性的新时空背景下，围绕“崛起大国与现存超级大国如何和平共处”这一中心议题，就双方核心利益和现实关切，展开的基于战略合作、增信释疑、求同化异的新型战略对话，旨在规避冲突、控制摩擦、减少误判，实现共生共处、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

当然，像中美关系这样一个大题目显然不能靠一次战略对话来解决，也无法仅凭战略对话渠道来解决。《人民日报》海外版日前发表文章分析指出，长期以来，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及西方不少人士固执地认为，战略对话是盟国之间的“专利”，非盟国之间尤其像中美这样的“潜在竞争对手”之间搞战略对话，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还会“得不偿失”。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决策层没有被这种杂音所左右，而是很快呼应了中方的提议，并积极落实和认真应对。这至少传递出两个积极信息：第一，美国对华决策者们开始从战略上和心理上接受中国迅速发展的现实并深入思考如何与一个新型的大国长期共处；第二，美国愿意同中国就超越双边的全球重大战略性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对于如何与中国共处，如何应对可能深刻影响世界力量格局与秩序的崛起的中国，美国国内同样没有达成广泛而一致的认识。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就是在双方合作与摩擦都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坦率地讲也是在美国对崛起中国不知所措的重要时刻展开的。一次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不可能解决双边所有的战略关切，特别是第一次进行这种战略对话，可能只是搭下框架，确定对话议题及优先次序，并就一些问题展开初步探讨。但它毕竟搭建了双边安全磋商的一个重要平台，这种对话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机制性的，双方可以定期坦率地面对重大关切的现实与长远问题交换意见，阐明各自立场，探寻解决办法。战略对话长远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它可以探索后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关系良性互动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将成为国际关系领域有着重大意义的外交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