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战略三角关系——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2005-09-13 09:33:55
原文发表于《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5年夏季版。该刊物由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及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联合出版，主要刊登有关国际事务方面的文章，对全球战略变化及相关的公共政策影响进行深度分析。CSIS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是一家独立的、免缴税的私人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公共政策、贸易、金融、能源等领域的国际战略研究。
作者简介：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中国政策专家，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国政策研究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他于1988－1996年在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执教，并担任《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编辑。
摘要：美国与欧盟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的分歧表明全球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互动与牵制将决定未来几年国际形势的主线。这三股力量支配着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砝码，以及相关的“游戏规则”。综观三者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战略舞台上的比重，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应该对这种新的战略三角关系给予更多的关注。
中国的崛起已经与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欧盟一体化的逐步推进，以及经济和技术全球化的加速一起作为全球新秩序的4大主线。在这种新秩序下，中国正以一种更加负责的姿态站在国际舞台上，并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之中。北京从被动行事和“搭便车”转变为积极参与，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更加自信，并认识到不断壮大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所在。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和欧洲在诸多问题上都采取了更加合作的对华政策，但在有些方面仍存在分歧。
武器禁运问题充分显示了欧洲和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不同看法。他们在对华态度上所达成的重要共识不应被忽视，但认清其中存在的争议也十分关键。如果欧洲在东亚有任何战略利益和军事存在，或者对台湾的安全作出某种承诺，欧洲领导人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地推进对华军售的解禁。
鉴于武器禁运问题所表现出的美、欧之间更深层次的分歧，那些欧美的中国和亚洲问题研究家与大西洋两岸的国际政治家之间的互动显得太过迟钝。如果这种互动能在最近几年有规律地展开，武器禁运问题就不会对欧美关系造成如此大的影响。美国政府本应看到这种趋势，而欧盟也应对华盛顿的反对更加敏感。
因此，有必要探究美国和欧洲对华政策更深层的意义。对华武器禁运问题是爆发争论的根源，如果欧盟和美国要避免对彼此的决策作出错误的假设判断，就必须了解双方在国家利益以及相关问题认识上的重大分歧，但这些分歧也不应被夸大，因为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仍持有相同的观点，而且他们的共识仍大于分歧。
全文：
美国和欧洲在对华政策上的一致性
美国和欧洲在对华态度上虽然存在细微的差别，但在基本层面上都抱有共同的期望——即增强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希望中国维持稳定的现状，避免出现修正主义风潮。而且他们认为让中国尽可能广泛地加入各种国际性机构、遵循国际行为准则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因此，美国和欧洲都对中国在全世界有建设性的活动表示欢迎。这个核心前提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指导着美、欧的对华策略。
早在1968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指出，孤立的中国不利于世界的稳定，这也是他提出的中美在1972年开启外交大门的动机之一。后来的卡特总统对此观点深信不疑，从而促成了1979年的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的里根总统也继续沿用这一思路，使北京参与到一系列的国际事务中，并加入数个多边国际组织。老布什大概是最近几位总统中对该理念理解最为深刻的一位，但不幸的是中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他无法将这一方针发扬光大。其后的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二届任期内也采用了这一战略，并成功完成了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虽然现在的布什政府不热衷于笼络全球性组织，而倾向于通过双边对话解决问题，但也经常强调中国与国际组织积极配合的必要性。在某些事件中，美国则反对中国加入国际性组织或协议，比如中国2004年要求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申请以及欧盟方面的认可都遭到了布什政府的阻挠。但总体来看，美国仍支持中国与国际制度接轨。
长期以来，欧洲也一直认为中国与国际规则接轨是一件好事，甚至这种信念可能比美国还要强。这种观点源于欧洲世界观中的多个强化原则，即：全球主要的势力需要得到均衡，多极世界比单极霸权和无政府主义都要稳定；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和既定的行为规范；国际性机构的地位和权力应该得到巩固和加强，从而更有效地管理国际事务；国家主权具有一定的限度并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欧盟），而且可以共享；软实力（soft power）应该比硬实力（hard power）更能发挥作用。这些欧洲世界观的基本元素都在影响欧洲人对中国及其未来国际形象的思考和判断。
欧洲和美国在提高中国人权的问题上长期以来都持有一致的意见。虽然他们的政策工具和战术有所不同，但这个共同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美国倾向于公共外交，希望通过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中国施压。欧盟也曾大力鼓励中国接受并执行多个联合国人权合约，但仍偏爱私下交往，避开联合国这个途径。尽管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信念一致，但欧洲和美国的领导人在提高中国人权的侧重点上却存在明显差异。美国一直将政治犯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利放在首要位置，最近几年小布什总统还特别强调宗教自由。强制堕胎和杀死女婴也是华府特别指出的问题。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压制以及自由西藏的理想也引起了民间乃至美国国会的关注。
欧洲似乎较少关注上述问题，而是敦促中国政府大力提高工人的安全保障、减少性别歧视、减少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改善监狱条件，以及取消死刑。欧洲，特别是英国、德国、荷兰及北欧诸国，在西藏问题上也与美国持相同的意见，但涉及的是更广泛的有关保护中国少数民族的问题。首先，欧洲人对改进中国的各种民间团体有强烈的愿望。这种意图有时容易引发矛盾，比如欧洲建议中国允许建立有自主权的工会，或批准可以与欧盟建立工作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然而，总的来看，中国政府能够接受欧盟在公共领域的项目。尽管侧重点不同，但欧洲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有很强的一致性，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应被看作是一种互补而非矛盾。
美国和欧洲还强调中国建立和强化法制体系的必要性。二者都认为这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基础，即对人权的尊重、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增加投资的可预测性、根除腐败以及建立防止强制性独裁政府的法律保障。欧洲对中国法制建设项目的投入大大超过美国。美国国会2003年才批准公共资金对中国法制项目的直接支出。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国际开发署，仍不愿承担中国的多种援助项目，原因是1989年后国会的许多立法和制裁。欧盟及一些成员国（特别是瑞典和英国）多年来已经投入大量资源在中国和欧洲开展各种法律、司法和刑事培训。
美欧在中国坚持核不扩散条约上也达成了共识。中国1992年加入该条约，在此之前中国的核扩散行为一直使美国政府忧心忡忡，因此华盛顿与北京展开了深入的谈判，并对少数中国企业进行了制裁。欧洲近几年也就核不扩散问题与中国展开单独对话。这些努力已经有所成效，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出口管理规定，并对涉核材料扩散的危险性更加警惕，还加强了对弹道导弹及其部件的扩散控制。
最后，欧洲和美国在中国遵守和执行WTO成员国义务方面也有长期的共同利益。美国和欧盟先后同意中国加入WTO，并寻求参与推进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帮助其履行入世承诺，特别是在保护知识产权、放开金融服务业和零售业以及减少非关税壁垒和商品倾销方面对中国做了大量工作。虽然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竞争激烈，但在多数贸易问题上，美欧在政府层面上保持着长期的团结合作。
欧盟在中国加入WTO谈判中的立场甚至比美国还要强硬。自那时起，欧盟在监督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方面一直态度严厉，中国对市场经济地位（MES）的诉求尤其遭到欧盟各种苛刻条件的阻碍。MES可以有效消除中国所遭遇的反倾销税。欧盟2004年的一项内部研究认为，在获得MES的五个基本条件中，中国有四个不能满足。去年，中国强烈要求欧盟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并减少反倾销惩罚，但欧盟至今尚未作出让步。同时，美国商务部也对中国企业提出更多的反倾销案。这些趋势不仅显示了中国有损公平的贸易行为，也反映了美欧不断增加的对华贸易赤字。
美国和欧洲对华政策上的分歧
虽然美国和欧洲在许多重要的政策上都保持一致，但他们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因此在许多政策的处理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要理解他们在实际政策方面的不同，先要对他们分析中国及其崛起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进行一番评价。
系统世界观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不少欧洲人都对美国在全球的势力，尤其是其军事势力和先发制人的策略表示担忧。多数欧洲人认为多极世界比单极世界更稳定，而且更有利于保障欧洲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这种观点在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北欧和地中海诸国表现最为强烈。虽然英国政府可能不推崇世界多极化，但伊拉克战争使相当一部分英国民众也同样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感到不安。东欧的10个欧盟新成员国（被称作“新欧洲”）不像西欧国家政府那样支持多极化，但他们对统一的强大欧洲却深信不疑。
因此，在全球势力分布问题上，欧洲和中国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即强化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力量，比如欧盟、东盟、上海合作组织等，而美国的势力则应该得到稀释和平衡。除了在多极化认识上形成的一致，欧洲和中国在多边主义上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国际性机构，特别是联合国的影响力应该得到加强，因为这有助于减少单极霸权，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在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中充当重要角色。对于中国来说，北京方面现在更乐于也更深入地参与国际和地区性组织。而美国大众则对全球性机构持更深的怀疑态度，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比其前任更加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国际组织中作梗。美国常常蔑视联合国，认为后者碍手碍脚，还在需要大力改革的时候显得软弱无能。华盛顿还经常对东盟地区论坛等许多地区组织嗤之以鼻，称这些组织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因此是无所作为的空话匣。美国政府想要解散这些组织的原因在于他们既没有硬权力，也不具备法律约束的责任。相比之下，欧洲人和亚洲人更乐于接受国际组织，通过寻求共识和使用软权力制定标准的行为规范。从硬权力的角度看，亚欧的这种态度相对比较软弱，但也表明了他们对通过双边谈判解决问题的偏好。
整个欧洲对集中主权的尝试也与许多美国人的观念背道而驰。虽然美国是松散的联邦制度，但美国人不接受为实现大区域统一而牺牲国家主权的理念。正如T.R. Reid在其新书《欧洲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中所写，虽然许多美国人直觉上不接受欧洲一体化的思想，但重要的是他们理解这种变化中的趋势和力量，也明白欧盟给美国大众日常生活和经济利益带来的直接影响。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和其他美国大企业领袖都曾领教了欧盟在美国本土对他们的企业构成的真实直接的影响。
但是今天，势不可挡的欧洲经济一体化和主权集中化进程已经大大超过了全球其他类似的政策统一运动。目前，欧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还仅仅是一系列对外宣布的理想，但如果新的欧洲宪法得到批准和采纳，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都将得到承认，新的欧盟外交部长的职权将得到加强，欧盟在国际事务中也将拥有更清晰、更权威的声音。与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和里德（Reid）具有同样政治多样性的美国学者认为，欧洲社会的世代更替、欧洲特征的逐渐清晰、对运用武力和国际关系的态度以及更强大的欧盟外交政策工具将使欧洲与美国的差异更加明显。其他评论家，如英国学者蒂莫西·贾顿·埃斯（Timothy Garton Ash），在承认这些差异的同时也指出，欧美共同的核心价值所在奠定了双方关系的基础，而且这种关系还将通过新的外交承诺和政策调整得到改善。两边的智囊机构也对这种关系的原因和后果争论不休。无论这些观察家最后的判断如何，他们都承认冷战后美、欧之间的分歧明显扩大了，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遏制，将动摇整个世界格局的基础。值得忧虑的是，西方正从二战后一个强大的政治角色和道德标竿退化成一个地理名称。
对中国崛起的理解
这些结构和认识上的差异导致了美国和欧盟在对华策略上的分歧。主要的不同点在于他们各自如何理解一个“崛起的中国”。对中国抱有戒心的美国舆论总是会谈到中国的崛起，并着重分析中国不断增强的“硬实力”，即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及其对美国在包括台湾等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的影响。这是多数美国分析家评价中国崛起的主要思路，也是引发美国政府内部辩论的主要因素。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普遍被归咎于向中国的生产外包，但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及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各种有关中国崛起的论题中仍排在国家安全问题之后。
相比之下，欧洲在考虑中国崛起的问题时则更多关注中国国内的变化。欧洲人将中国视作一个正经历着各种转变的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中国正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以及更加开放的社会和更加负责的政府过渡。与那些紧盯中国对外举动的美国分析家不同，欧洲的分析师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情况，这与美国视角的明显不同，从而决定了政策和资源导向的差异。
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欧洲的政策主要是帮助中国成功地引导国内的过渡和改革。欧洲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欧盟更愿意接受中国的现状，并帮助北京应对各种国内问题。
因此，欧洲国家和欧盟委员会认为他们能够向中国提供大量建议和帮助，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欧国家自己具有社会民主和公共福利的长期经验，东欧国家也正在经历从类似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开始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当然，中国没有也不会自愿放弃一党制，但欧洲正在用他们自己在经济改革和社会民主方面的经验为中国民间组织和公共领域的成长提供帮助。他们深知这些都是东欧民主化的前提。此外，欧洲人还渴望与中国分享他们在工业改革、高等教育、科技政策、媒体放开、公交私有化、政治责任和透明度等方面的经验。总之，欧盟认为他有大量的资源可以用来帮助中国增强国力。
欧盟与中国2003年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反映了欧盟确认中国已经成为他所关心的“软安全”问题中的重要角色。欧盟认为对其安全构成主要威胁的是跨国不稳定因素：如非法移民、国际犯罪、传染病、能源和环境问题以及由管控不力导致的其他不利情况。欧盟将中国视作可能引发这些问题的主要来源之一。
虽然欧洲和美国的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竞争激烈，但政府方面的对华资源投入反映了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不同方式。美国将主要资源放在监控中国的硬实力，即军事实力的增长，并阻止中国可能采取的海外军事行动。而欧盟主要投资于中国国内的改革项目，以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对中国的理解和分析
美国和欧洲在与中国交往时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理解的差异。不仅他们观察中国的角度不同，而且他们所受的有关中国的教育也不一样。这些分析上的差别以及欧洲和美国在不同层面了解中国所投入的资源侧重点不同都能解释他们对华策略上的相异之处。
美国和欧盟各成员国的外交部、情报机构和其他政府职能部门都有各自负责中国问题的官员，但美国和欧洲在负责上述工作的官员的数量以及他们所受的相关培训这两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数量大大超过欧洲各国政府，并接受了大量有关当代中国事务的培训。
目前美国国务院有大约200名外交人员接受了完整的高级汉语训练，许多人还获得了汉学研究的硕士及以上学位，并将有多次机会前往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执行公务。这些中国事务专员传承着19世纪以来在华工作的美国外交官的优良传统。美国商务部也有较少数量的高素质对华工作官员（20－30人）。美国能源部、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也都设置了针对中国的办公机构，并聘请了少量的中国问题专家。
军事方面，美国陆军有大约50名通晓中国情况的外务官员，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启动了类似的人事安排。他们主要以驻华武官的身份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或作为执行人员向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或位于檀香山的太平洋司令部提供相关建议。
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情报人员数量更为庞大。近年来，中国在美国情报界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相关研究人员的数量也在增加。根据合理的估算，中央情报局有近200名专门针对中国的全职分析师。国家地球空间情报局也雇用了约100名中国问题研究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是在亚太地区安排了上百人对人民解放军进行监视。
这些合理的估算反映了美国政府为跟踪中国发展所投入的各种资源和力量。不仅人力物力投入巨大，而且相关人员的汉语能力和对华分析能力都有了普遍提高。
在政府之外，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也是遥遥领先。有数百名教授从事当代中国（1949后）研究，还有同等数量的教授在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10年前，希望研究中国的学生只能选择进入仅有的十几所提供中国研究课程的知名大学。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近几年各州立大学和私立文科学院都广泛开设了中国研究课程。其中许多学校提供的是高质量的本科教育，为学生在中国研究方面继续深造创造条件。大多数中国研究领域的硕士和博士生都具有这方面的本科教育背景，汉语也相对比较流利，且在中国有两年以上的生活经历。全美国的大学对汉学研究的需求高涨，未来几年政府和私营机构在这方面的人才也不会短缺。这是美国迎接“中国挑战”的一个重要方法。
在大学以外，美国各研究所和智囊机构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问题专家，尤其是在华盛顿特区以及纽约的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西雅图的亚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如今，位于首都华盛顿的主要智囊机构都聘请了至少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除了这些非盈利性的研究所，许多盈利性的咨询公司（通常指“Beltway bandits”），如中央技术公司（Centra Technologies）和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也雇用了可观的中国问题专家执行政府的研究合同。另外还有不少联邦经费资助的研发中心，如著名的兰德公司和海军分析研究中心（CNA Corporation），也在受政府之托对中国进行研究。
相比之下，在欧洲无法找到像美国那么活跃的研究中国的活动。与美国相比，欧洲对中国的研究深度还相当有限，因此造成了结构和信息方面的诸多障碍。
在教育结构上，欧洲的大学未能将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有效整合，尽管英国的大学在这方面做得稍好一些。欧洲大陆的许多大学经常要求学生在他们学习的最初阶段对上述两个学习方向作出选择。如果学生选择了区域研究，他们学习的将是汉语、中国历史和文化，很少涉及当代中国的情况。如果选择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他们的学习重点将是比较体系和方法论，而不必学习汉语、中国文化或其他细节内容，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无法使用中文资料。如今，欧洲大学中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相当匮乏。我所知道的仅有三位学者对中国经济有专门的研究，有八位研究中国的国内政治，有五位主要关注中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和人口的专家比较多，但没有人研究中国的军事和安全事务问题。过去二十年，欧洲大学的汉学研究逐渐萎缩，除非在整个欧盟展开重大的学科振兴计划来扭转这种趋势，否则欧洲大学的中国研究将远远落在北美甚至亚洲国家之后。
欧洲智囊机构的情况相对较好。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有至少10家机构有高素质的中国问题研究员，但他们许多人也遭遇了上文提到的大学教育中的结构性障碍，因此不能说汉语或查阅中文文献资料。这些研究员选择接受与中国相关的基本学科，如安全研究和经济学，而非本质上的汉学研究。
为了应对“中国通”的短缺（这些人才本应由欧洲的大学输送），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欧洲公司作出了对政府来说行不通的选择，即雇用大量的中国公民。这些公司不仅雇用中国本地人作为普通员工，还将许多中国本地雇员提升至管理层甚至调升至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欧洲各国政府部门的中国问题专家分布不均。虽然英国外交及联邦办公厅（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有专门培养对华外交官的优良传统，但这无法代表欧洲其他国家外交部的情况。欧洲大陆国家通晓中文、具有高等汉学研究学历、抑或深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情况的外交官和军事专员的数量十分有限，也没有欧盟成员国有意向这些人员提供中途职业培训，许多驻华人员对中国及汉语都了解甚少。因此，许多官员轮流在中国工作，却始终隔绝于中国的社会和各种组织制度之外。虽然欧盟委员会曾有一些擅长处理对华关系的精兵强将，但他在培训对华外交官方面也没有突破。欧洲的情报机关同样缺乏这方面的专业力量。
然而，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缺乏能够胜任对华工作的官员，许多人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时仍表现得游刃有余。这仅仅说明欧洲在针对中国培养政府官员方面没有给予太多投入，也没有对输出相关人才的大学教育项目给予足够支持。
欧洲对中国的理解与美国的另一个重大区别在于政府官员和研究员与对等的非政府人士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美国的一大特色，政府外的专家经常与政府内的相关人士进行沟通，有些人还进入政府任职（旋转门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官方和民间的协作使双方都获益匪浅。然而，这种互动在欧洲却不足挂齿。虽然近年来政府和民间的合作在法国和德国有所增加，但通常都是那些在政府附属研究机构工作的研究人员在享用这些咨询机会。瑞典和丹麦为大学教授与政府官员的互动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没有了这种互动，政策制定者和中国问题研究者之间就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防火墙”，因此欧洲的研究都是非常学术性的，缺乏与政策的关联。反过来，对华关系的制定完全是欧盟成员国政府的内部工作，很少有外部非政府思想的注入。为了弥补这个空当，欧洲中国学术网（The European China Academic Network）于1996年成立，并获得欧盟委员会提供的5年的经费资助。该组织在初期运作中完成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后续经费尚未落实，其未来的发展还难以预料。
值得思考的是，欧盟对中国的研究不够深入和专业似乎并未妨碍欧洲国家与中国建立紧密的联系。近几年，欧洲在欧盟及其成员国层面上都与中国建立了各种积极的关系，包括贸易、投资、教育文化交流、外交、军事交流、以及欧盟在中国运作的一系列合作项目。
显然，欧洲在中国研究专业方面的相对落后尚未影响这种萌芽关系。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原因就是国家利益的趋同。欧洲和中国在发展贸易和投资、建立各层次的社会交流、帮助中国管理国内改革、推动多极和多边世界秩序等方面都有基本的共同利益。这种趋同性并不需要有大量的中国问题专家服务于各种政府和非政府机构。
欧洲在亚洲没有重要的军事力量或战略兴趣，也不承担“保护”台湾的责任，这进一步促使欧洲追求与中国的共同利益。这些特点均成为欧洲拓展与中国的关系时难得的有利条件。
而美国在亚洲和台湾问题上则要背负各种战略和安全包袱。虽然最近几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有了长足进展，但台湾问题和各种战略因素都是笼罩于中美关系上的阴云。
对新战略三角关系的分析
分析人士应该如何考虑这种新的战略三角关系？这种关系将如何发展？它对全球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莫斯科－华盛顿－北京三角关系的模式来套用目前的北京－布鲁塞尔－华盛顿三角关系将是一种误导。新三角中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新三角的灵活性更强。对其中一方施力不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反作用，也不存在哪两方结成战略联盟抵制第三方。在旧的战略三角中，美国和中国与苏联的联系甚少。而新三角中各方的互动要积极得多，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政府层面都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是一个两方联合抵制第三方的“零和”（zero－sum，即一方获胜一方失利、没有平局的游戏—译注）三角，而是一个有明显积极作用的“正和”三角，其中还包括可以三方共享的利益。美国和欧洲对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保护人权、市场经济改革、法制建设、民间组织自由化、政治自由化、媒体独立性、以及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广泛共识。欧洲和中国在世界多极化和多边化以及商业和文化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目标。这三方还在核不扩散及贸易自由化等方面达成一致。
其次，国家安全问题不像冷战时那么突出。虽然这方面的因素仍对中美关系影响颇深，特别是台湾问题，但两国已经在国家和低于国家的层面上都形成了非常广泛和深入的关系。国家安全则完全不是欧洲和中国之间要考虑的问题。中欧关系的发展是基于商业交流、不断增加的文化吸引力、欧洲帮助中国改革的愿望以及建立一个更加平等有序的国际秩序的共同理想。与旧战略三角不同，新三角不受核均衡的牵制，不用为保护国和影响力而争，也不用对另一方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做零和假设。
最后，新战略三角中也存在若干重大分歧。美国和欧洲在伊拉克问题、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制度、美国在全球的作用以及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意见相左。中国和欧洲在贸易、市场经济地位的分类以及人权问题上存在争端。对华武器禁运和中国的核扩散行为是欧洲关心的问题。最近，中国的欧洲问题专家开始批评欧盟企图推动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计划，认为这是在意识形态上“西化和分化中国”的诡计。美国和中国也在人权、贸易、核扩散以及台湾问题、导弹防御和东亚地区安全等方面争议不断。
所有这些特点共同形成了一组变化多端的三角关系，各方立场时分时和。有时欧盟和美国站在一起，有时中国和欧盟产生共鸣，有时美国与中国通力合作，还有时三方利益及政策完全吻合抑或各执一词。至今尚未发生过的情况是：美国和中国的一致观点与欧盟的利益发生冲突。
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今天的美－中－欧战略三角动态结构已经与1971年中美恢复联络到8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改善期间的世界格局大相径庭。虽然中美和欧美两条轴线上还存在紧张因素，但都不会重复过去中－苏－美三角下的竞争和敌对特征。当然，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甚至是潜在的朝鲜问题上的矛盾可能会使局势发生突变。美国和欧洲在伊拉克、伊朗、联合国、北约和贸易问题上的矛盾升级也可能使二者关系更加疏远。
近期，欧盟的对华武器禁运也是一个主要矛盾。如果禁令最终能够得以解除，无论欧盟的管理规定和出口控制多么严格，其政治意义都会令华盛顿不爽，并可能引发美国国会对欧洲公司采取惩罚性措施。有时候象征意义比实际行动更为重要，对美国来说，很难想像有比“欧盟在中国增强军事实力并通过反分裂国家法的背景下取消军售禁令”更坏的消息。解除军售禁令也将传播对华盛顿的不信任情绪，并波及美欧在其他方面的关系和合作。
维护共同的外交立场以及处理好类似伊朗核计划等问题可能成为一个异常复杂的工作。如果欧洲国家和企业实际上已经向中国出售了武器或转让了国防技术，以至对美国的军力构成威胁或改变了东亚的安全平衡，美欧关系就可能出现更大裂痕。这种结果将动摇过去60年维持国际秩序的基石——大西洋联盟（Atlantic Alliance）。因此，处理好中国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位置是重中之重。
这样看来，美国政府的执行部门早该与欧洲建立有关中国问题的对话机制。国会也需要增进对中欧关系的理解。为此，国会在1999年成立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专门对中国进行监测。该机构还于2004年末前往比利时和捷克听取欧洲官员和专家的陈述，对中欧关系进行深入了解。但工作不能停留于此。欧洲的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不仅需要更多地了解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利益以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而且还要加深他们自己对当代中国的理解。美欧就中国问题增加沟通和互动对于双方的相互了解至关重要，也有助于减少中国对美欧挑拨离间的倾向。
美、中、欧三方在最核心的基本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即让中国平稳地融入既定的全球体系之中。历史上新生力量——包括美国和欧洲的崛起都对国际秩序造成了破坏性打击，现在的三支力量有责任确保历史不再重演。这需要它们时刻注意这个宏观问题，同时又不陷于各种次要纠纷之中。这还需要它们加强双边对话和三方共同对话。中国、欧盟和美国领导人一年或半年一次的三角峰会将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互动机制，同时各方政府的工作小组也可以通过举行定期会议来共同研究解决国际争端的策略。如果这三支主要力量能找到合理的方式进行积极对话、政策协调和具体合作，世界将更加稳定。这种新的战略三角关系应该被视作能够进行有效全球管理的有利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