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改革足迹，中国应坚持走自己的路！
2008-01-08 09:49:16
步入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而立之年”。回顾改革足迹、讨论改革经验，必将成为年内的舆论热点。鉴往意在知来，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纪念改革有个重要的起始点，就是不忘30年前改革之由，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为什么在1978年底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30年前的中国，过来人当历历在目，这本来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但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改革是非的争议显示，在许多情形之下，其基本答案竟成忌讳，或被掩饰，或遭淡忘，更使不少年轻人难以知晓。有此“忘却”，有些人才得以将改革前夕中国民生凋敝、贫穷落后的局面，粉饰成衣食无忧的乌托邦式盛世，以此为虚幻的“怀旧”对象；一些声音才得以公然攻击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是“实行资本主义”，邓小平等执行了一条“资改路线”。改革信念动摇，停顿倒退主张一度抬头，正与“忘却”直接相关。
正因此，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了改革之由，强调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开创改革开放伟业，盖因“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在近日《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胡锦涛更明确地指出，改革的内部原因在于，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改革的外部背景，则是在同期内，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把改革的目的说得很透彻、很深刻。
胡锦涛两次坦言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之为启动改革的内因，值得深思。重温邓小平当年所思所想，其强烈的危机意识，迫切的振兴经济愿望。我们预计，从理解改革大业出发，直面旧体制弊端和十年“文革”的教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会成为今年官方和民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内容。其要义，则在于坚定改革信念、推动改革继续向前。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历史不会遗忘。在经历过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浩劫之后，中国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在同一时期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渐次冲过10000美元大关；而到1978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148美元，远低于当时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痛定思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通过改革实现民族复兴是当时党心民意之共识。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30年来，两条红线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一是从集中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二是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型。30年改革漫长而曲折，回首望去却也是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就是中国经济崛起。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GDP增长了13.3倍，年均增长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增长了8.4倍，上升为世界第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了5.7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再度面对复杂局面：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不同步引致的弊端大量呈现，改革阻力不断加大，对改革本身的质疑也已出现；在国外，全球化浪潮为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博弈增加了新的巨大变数，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悄然改变着原有游戏规则，也在面对新旧游戏规则的尖锐挑战。应对新局势并不容易，好在决策者继续改革方略已定。
在这个意义上可知，在今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是一种巧合。温故知新本身就需要战略勇气和智慧，接下来当是策马前行。
30年间西方的民主出现戏剧性变化
而也就是这30年的时间内，一度受到国人推崇的西方民主制度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16年前，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出版了一本“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这本书中，亨廷顿写道：“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不过，世事无常，进入新世纪以来，亨氏所说的历时近30年的“民主化浪潮”却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第三波”首先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引发了严重的社会衰退与危机。俄罗斯的GDP在几年内竟然减少了一半，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这是人类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在无大规模战争情况下出现的最大经济社会衰退。俄罗斯人民在经历了灾难性的危机之后，顽强地寻求新的出路，终于在普京总统的带领下，打击寡头，重振经济，集中权力，关注民生，重新团结起来，走出了危机。自诩为世界民主典范的美国对此显得很不自在，国务卿赖斯指责“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在倒退，杜马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倒退”挽救了一个陷于灾难的民族，而之所以陷入灾难却是因为接受了“国际标准”，听信了“普世价值”。
同样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拉美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挥下亦步亦趋，但结果是80年代拉美经济停滞，被称为“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又失去了十年。现在拉美贫困人口比例高达40%，是世界上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纪之交，拉美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动荡，1997年以来拉美已有7位民选总统被迫中途退位。2006年以后，除墨西哥等以外，在拉美的主要国家里，“左派”纷纷上台。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否定上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过去一味亲美的外交路线，力图走一条经济上更加自主、外交上更加独立的道路。
那种实际上是“泛西方民主化”的“第三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魅力。随着所谓“第三波”的衰退，众多西方以外的国家正在重新探索属于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西方民主政体难以满足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
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和众多国家，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并没有像它的兜售者所鼓吹的那样，也没有像当地人民所期待的那样，带来普遍的繁荣、幸福乃至公民的自由、平等以及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这当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和深思的。
即使是在韩国这样的曾经被西方舆论视为“民主转型”模范生的国家，如今也出现对20年来政治进程的回潮。现在韩国有一种很强的舆论：看看中国吧!中国在崛起；看看韩国吧!韩国落后了；为什么?路子不对!怎么办?改变政权吧!韩国社会的这种舆论就包含着对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反思。
亨廷顿所描述的那种以言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为主要特征的所谓“自由民主”模式，为什么在西方以外越来越表现出“水土不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体制遭遇了“阶段性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有些“文不对题”。
西方民主体制之所以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行不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的民主体制不能满足许多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表面看，当代西方民主体制十分复杂，理论表述亦相当深奥玄妙，很有几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味道。但仔细分析一下，西方民主体制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复杂玄妙，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无非在于解决“权利”和“权力”关系问题，即限制社会的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当代西方民主的主题。
但是，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无论是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还是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的任务无一不是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富强，而且，这一历史任务是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的背景下加以实现，这又大大地加剧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
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政体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对于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体来说，它都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能够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把人民的积极性释放出来、调动起来，增强社会的活力。正像当年日本明治维新的社会纲领“五条誓文”中所言：“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政体具有保护和实现人民权利的功能，正是现代化动员所必需的。然而，仅有保护权利的政治功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想成功实现现代化，其政体还必须在实现社会动员的同时，具有将有限的民力、民智集中起来，有效地实现跨越性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政体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不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就不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政体。
从“第三波”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经验看，西方民主政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的进一步分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国家变得虚弱不堪。这表明西方民主政体不适应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发展中国家需要探索建立一种能够同时满足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双重需要的民主政体。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环境和发展阶段决定了需要制度化水平更高的民主政体，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政体。
民主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第三波”退去，民主并未死亡，相反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正在展开。在伊斯兰世界，民主仍在向前发展。伊朗的实践和民主模式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亨廷顿也承认：在波斯湾，伊朗是“最民主的国家”。这大概是因为伊朗存在着竞争性选举，而这正是西方民主标准中的基本要素。然而，伊朗的民主并非西方民主的“拷贝”而是具有浓郁的伊斯兰特色。伊朗的政治体制渗透了伊斯兰的团结、平等精神，体现了伊斯兰的信仰价值。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伊朗选举制度中的资格审查制度，是维护处于西方强大压力下的伊朗社会独立自主地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
俄罗斯在摆脱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后，重新探索自己的道路。上世纪90年代给俄罗斯人上了难忘的一课：个人权利登堂入室，国家主权晦暗不明。在暗淡的主权之下，人权显出了无比苍白。俄罗斯人深刻地理解了国家主权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一种新的俄罗斯民主理论——主权民主理论应运而生。它的核心是寻求一种能够把强大国家与个人自由结合起来的民主政体。
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也在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现行民主体制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把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的双重目标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证明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
“第三波”的退却启发出许多新的思考，它至少告诉我们，民主具有普世性，但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是普世的。民主，还是要靠各国人民自己探索，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为什么在1978年底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30年前的中国，过来人当历历在目，这本来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但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改革是非的争议显示，在许多情形之下，其基本答案竟成忌讳，或被掩饰，或遭淡忘，更使不少年轻人难以知晓。有此“忘却”，有些人才得以将改革前夕中国民生凋敝、贫穷落后的局面，粉饰成衣食无忧的乌托邦式盛世，以此为虚幻的“怀旧”对象；一些声音才得以公然攻击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是“实行资本主义”，邓小平等执行了一条“资改路线”。改革信念动摇，停顿倒退主张一度抬头，正与“忘却”直接相关。
正因此，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了改革之由，强调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开创改革开放伟业，盖因“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在近日《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胡锦涛更明确地指出，改革的内部原因在于，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改革的外部背景，则是在同期内，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把改革的目的说得很透彻、很深刻。
胡锦涛两次坦言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之为启动改革的内因，值得深思。重温邓小平当年所思所想，其强烈的危机意识，迫切的振兴经济愿望。我们预计，从理解改革大业出发，直面旧体制弊端和十年“文革”的教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会成为今年官方和民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内容。其要义，则在于坚定改革信念、推动改革继续向前。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历史不会遗忘。在经历过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浩劫之后，中国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在同一时期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渐次冲过10000美元大关；而到1978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148美元，远低于当时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痛定思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通过改革实现民族复兴是当时党心民意之共识。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30年来，两条红线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一是从集中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二是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型。30年改革漫长而曲折，回首望去却也是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就是中国经济崛起。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GDP增长了13.3倍，年均增长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增长了8.4倍，上升为世界第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了5.7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再度面对复杂局面：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不同步引致的弊端大量呈现，改革阻力不断加大，对改革本身的质疑也已出现；在国外，全球化浪潮为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博弈增加了新的巨大变数，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悄然改变着原有游戏规则，也在面对新旧游戏规则的尖锐挑战。应对新局势并不容易，好在决策者继续改革方略已定。
在这个意义上可知，在今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是一种巧合。温故知新本身就需要战略勇气和智慧，接下来当是策马前行。
30年间西方的民主出现戏剧性变化
而也就是这30年的时间内，一度受到国人推崇的西方民主制度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16年前，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出版了一本“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这本书中，亨廷顿写道：“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不过，世事无常，进入新世纪以来，亨氏所说的历时近30年的“民主化浪潮”却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第三波”首先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引发了严重的社会衰退与危机。俄罗斯的GDP在几年内竟然减少了一半，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这是人类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在无大规模战争情况下出现的最大经济社会衰退。俄罗斯人民在经历了灾难性的危机之后，顽强地寻求新的出路，终于在普京总统的带领下，打击寡头，重振经济，集中权力，关注民生，重新团结起来，走出了危机。自诩为世界民主典范的美国对此显得很不自在，国务卿赖斯指责“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在倒退，杜马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倒退”挽救了一个陷于灾难的民族，而之所以陷入灾难却是因为接受了“国际标准”，听信了“普世价值”。
同样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拉美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挥下亦步亦趋，但结果是80年代拉美经济停滞，被称为“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又失去了十年。现在拉美贫困人口比例高达40%，是世界上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纪之交，拉美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动荡，1997年以来拉美已有7位民选总统被迫中途退位。2006年以后，除墨西哥等以外，在拉美的主要国家里，“左派”纷纷上台。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否定上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过去一味亲美的外交路线，力图走一条经济上更加自主、外交上更加独立的道路。
那种实际上是“泛西方民主化”的“第三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魅力。随着所谓“第三波”的衰退，众多西方以外的国家正在重新探索属于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西方民主政体难以满足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
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和众多国家，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并没有像它的兜售者所鼓吹的那样，也没有像当地人民所期待的那样，带来普遍的繁荣、幸福乃至公民的自由、平等以及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这当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和深思的。
即使是在韩国这样的曾经被西方舆论视为“民主转型”模范生的国家，如今也出现对20年来政治进程的回潮。现在韩国有一种很强的舆论：看看中国吧!中国在崛起；看看韩国吧!韩国落后了；为什么?路子不对!怎么办?改变政权吧!韩国社会的这种舆论就包含着对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反思。
亨廷顿所描述的那种以言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为主要特征的所谓“自由民主”模式，为什么在西方以外越来越表现出“水土不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体制遭遇了“阶段性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有些“文不对题”。
西方民主体制之所以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行不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的民主体制不能满足许多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表面看，当代西方民主体制十分复杂，理论表述亦相当深奥玄妙，很有几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味道。但仔细分析一下，西方民主体制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复杂玄妙，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无非在于解决“权利”和“权力”关系问题，即限制社会的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当代西方民主的主题。
但是，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无论是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还是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的任务无一不是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富强，而且，这一历史任务是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的背景下加以实现，这又大大地加剧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
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政体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对于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体来说，它都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能够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把人民的积极性释放出来、调动起来，增强社会的活力。正像当年日本明治维新的社会纲领“五条誓文”中所言：“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政体具有保护和实现人民权利的功能，正是现代化动员所必需的。然而，仅有保护权利的政治功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想成功实现现代化，其政体还必须在实现社会动员的同时，具有将有限的民力、民智集中起来，有效地实现跨越性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政体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不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就不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政体。
从“第三波”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经验看，西方民主政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的进一步分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国家变得虚弱不堪。这表明西方民主政体不适应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发展中国家需要探索建立一种能够同时满足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双重需要的民主政体。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环境和发展阶段决定了需要制度化水平更高的民主政体，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政体。
民主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第三波”退去，民主并未死亡，相反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正在展开。在伊斯兰世界，民主仍在向前发展。伊朗的实践和民主模式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亨廷顿也承认：在波斯湾，伊朗是“最民主的国家”。这大概是因为伊朗存在着竞争性选举，而这正是西方民主标准中的基本要素。然而，伊朗的民主并非西方民主的“拷贝”而是具有浓郁的伊斯兰特色。伊朗的政治体制渗透了伊斯兰的团结、平等精神，体现了伊斯兰的信仰价值。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伊朗选举制度中的资格审查制度，是维护处于西方强大压力下的伊朗社会独立自主地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
俄罗斯在摆脱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后，重新探索自己的道路。上世纪90年代给俄罗斯人上了难忘的一课：个人权利登堂入室，国家主权晦暗不明。在暗淡的主权之下，人权显出了无比苍白。俄罗斯人深刻地理解了国家主权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一种新的俄罗斯民主理论——主权民主理论应运而生。它的核心是寻求一种能够把强大国家与个人自由结合起来的民主政体。
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也在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现行民主体制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把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的双重目标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证明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
“第三波”的退却启发出许多新的思考，它至少告诉我们，民主具有普世性，但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是普世的。民主，还是要靠各国人民自己探索，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