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国际研讨会”于2005年6月28日在北京昆仑饭店隆重开幕
2005-07-01 13:48:31 来源：协会秘书处
(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国际研讨会开幕式)
由中国企业投资协会、联华控股有限公司、中金丰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协办的“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国际研讨会”于2005年6月28日在北京昆仑饭店年隆重开幕。
出席研讨会的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中国企业投资协会会长甘子玉、副会长王武龙、厉以宁、詹永杰、周明臣，联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定吾，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银监会国际部主任韩明智，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曹文炼，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郑万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裁田国立，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匡绪中，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张子艾，中金丰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施玲，以及中央政策研究室、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出席本次研讨会的还有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和一些省市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以及摩根士丹利公司、高盛公司、莱曼兄弟公司、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通用资本等知名金融公司的代表近300人。本次大会也受到境内外媒体的高度重视，共有20多家媒体到会采访。
（出席代表专注听讲）
李贵鲜、甘子玉、胡定吾先生分别致辞，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在不良资产处置领域参与政策制定以及实际操作并取得成功经验的国际知名投资银行家、金融家、资产处置机构人士参加会议并进行演讲，大家就中国不良资产的现状，政策导向、法律环境、市场秩序，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方式、价值评估和防范道德风险等方面进行了研讨。相信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将进一步推动国内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和国内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开幕式由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王武龙主持。
（厉以宁副会长主持主题演讲）
（嘉宾与代表互动交流）
主持人：下面时间我们对台上的演讲进行互动式的谈论，有谁提问题或者发表不同意见，都可以。
嘉宾：刚才你提到了不良资产的管理公司的将来一个走向，提到金融服务业，咨询等等，也知道他们有不少资本金，有不少现金，对于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功能你怎么看？做为一个投资公司将来做投资的业务。
阎庆民：一个投资公司大家知道，现在最主要就是资产管理公司，他的资本金太脆弱了，因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就是100个亿，如果以后可以做股份制的企业，是靠国家来注资，还是靠他们自己的募集，我觉得这比较困难，会限制他们投资的功能，因为真正的一家大的投资公司，起码有他自己的资本金，第二他可以筹集到很大的资金才行，否则他的投资功能是不充分的。尽管国有商业银行同意他投资，但是是在他处置的项目上，比如这个楼如果我再投资可以回收两千万，三千万，在这个方面可以允许他再投资，当然法律上允许才行。
嘉宾：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在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一段时间内，其实他们是缺乏监管的，但是从去年开始，无论是审计署还是银监会都加大了对他们的监管，他们会有一些抱怨，从以前没有监管到现在加强了监管，他们就会感觉有一些束缚手脚，比如说有一些程序化的东西，他们按照自己的办法可以实现回收的最大化，但是审计署会问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一些程序上的费用他们没有必须花费，但是他们为了配合审计署的监管他们会花费一些费用，我觉得这之间的矛盾是靠什么办法解决的？
阎庆民：这就靠制度，98年和99年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陆续成立，在监管方面对他们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过去有人在分析，是放在证监会监管，还是放在中央银行监管，还是放在财政部监管，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后来国务院决定，财政部注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按照2000年的条例，由人民银行监管，所以从开始我们当时在中央银行的时候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专业化，这么多的团队来进行，可能也许这个时候给他腾出来一个空间，但是我们作为银监会成立以后，实际我们也是在规范一些制度，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花费费用好像是不是走程序，这里面的费用是必须花，去年我们对银行设立了一个机制，我们设立了300多家风险清单，资产管理公司我们正在做，估计9月份10月份就会推出来，你必须按照这个形式做，你多花一点费用但是你的压力会减少。大家对资产处置的道德风险是看得很重的，就是你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还有超出费用也很大，这个费用大小我感觉在这个上面花钱应该是对资产负责，对国家负责，最后是对所有投资者负责。
嘉宾：关于不良资产的债权从银行转移到中外民间的资产管理公司，现在要透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批发商，在分销商，有一些国家里面，民间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直接向民间购买债权，这样的做法在中国是不是没有可行性，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阎庆民：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这是去年银行中国银行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法律的问题，主要还是在财政部，当时2000年人民银行提出的金融市场管理条例，是通过债权的形式来和另外一家非金融类的资产管理公司，不管你是国有的，还是境内，境外的管理公司合作，一直没有做出答复，如果你是通过债权占股份，一般是外资公司比较多一点，他们在贷款通则上面有一点障碍，当然贷款通则也正在修订，这个也构成了我们现在在研究公司治理，去年OECT推出的六条新的建议，就是对债权和一般的非金融类的公司股权来进行分类。我这个问题也问过普华，他们也没有从正面回答，他们认为主要是看中国的法律，另外还看我们的会计准则，如果我们今后的会计准则真正能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或者是按照美国通过的39条法案，真正有公允价值，就是国家怎么来评定债权的价值，谁都不愿意承担，我们的监管部门没有办法承担，但是找到一个中介机构也找不到，所以就感觉很难进退，这是非常敏感的，也确实值得我们在改革的过程当中研究的课题。
嘉宾：我是国际金融报的记者，你刚才说资产管理公司目前有外资的力度还不够，你觉得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是比较合适的？谢谢。
阎庆民：我讲主要是通过我们现在的资产管理公司，下一步的过程当中，外资参加的程度不充分，主要还是在投招标，停标上面，这次工商银行的投招标，主要是限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今后比如说每家银行可以做一些合资的打包，合资的银行也自己向外资在做。像马来西亚也好，韩国也好，他们都有很多外资参与做不良资产的处置。实际上我们也有些包分销给外商的，我们希望今后能不能进入一级的市场，或者一级半的市场，这样对定价的回收就有一个明确的回收率，或者我们的价格更理性一点，寻找价格发现的功能更完善一点。因为我们国有商业银行的可疑贷款4000多亿当中我们给他做风险提示，你一定要避免单纯的考核因素出高价，出高价你消化不了，消化不了都是财政来兜底，这是本身的资产管理公司自身要改革，他也确实很矛盾，我出的太低了，我拿不到这个单子被其他家拿走了，我们这次拍卖主要还是按照这个价格优先的角度考虑的。你提的参与力度，我们希望以后进入一级半市场，慢慢让它推进，慢慢让它准入。
嘉宾：现在大家非常关注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我想问一下，未来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可不可能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相矛盾，或者他们融为一体，现在国家对这个有没有方向性的导向。谢谢。
阎庆民：这就取决于我们以后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能够持续多长年，至少本届政府是不能突破的，美国的法案在1999年通过，也是在美国大危机以后长达80多年的时候，如果国家认为条件还不够成熟的时候，我估计资产管理公司他不会走向和银行合并，如果过五年或者五年等等，允许一部分的经营，很难说资产管理公司不会进入商业银行，这取决于我们中国的体制。
嘉宾：我是华融公司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关于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机制，国家的部门谁来管理？
阎庆民：改革现在主要是以财政部为主在做。管理来讲就是资产管理公司的体制很特殊，因为过去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它的体制一直都是一对一的，没有突破，包括它的处置架构，每个行的行长都是资产管理公司的党委书记，这个以后会改变，今后的行长不再兼任资产管理公司的党委书记，应该彻底让资产管理公司自己来行使。所以要打破现在这种设置，管理体制现在很特殊，是由银监会代为管理，不仅我们是监督，另外还有一个管理的职能。
嘉宾：我想问一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还是充当一种既是批发商又是零售商的角色？谢谢。
阎庆民：现在看来基本上是应当承担这个角色的，按道理讲是批发处置，但是拿回来以后，我们上一轮的改革，刚才我讲了背景数字，2200亿的工建交把可疑贷款拿回来以后马上交给华融和信达，他们也可以再分销，他们只要能够满足低于它的出价就可以，现在还是以批发为主。
嘉宾：在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前几年可能监管力度不够的原因造成了暴露很多经营风险，道德风险，这两年对他们的监管加强了，同时也造成了另外一个现象，资产管理公司自己有监督会，审计署对他们也进行了外部审计，这就造成了资产管理公司的多头监管，现在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层面上看，行长不再兼任资产管理公司的党委书记的职务，那么他们造成的监管效率低下，处置效率低下，今后我们政府有没有一个考虑，可以归一。
阎庆民：现在没有，现在就是财政部对他的出资人进行考核，费用率考核，现金回收率进行考核，银监会是对不良资产处置当中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除了集体所有制企业，所有企业都可以申请，依法来讲，我们把它视为非银行机构，就是在处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有一些道德风险的监管。我们主要是对不良资产处置过程当中的违法违规进行监督，审计署为什么要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督，国有银行的改革是了不起的改革，因为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能检查出四大银行在剥离出售当中一些肮脏的行为，有些是档案不齐的，有些的贷款是严重的违规，这样就引发了很多的案子，所以审计署检查是非常特殊的事情，就像我们检查银行一样，你不检查企业你怎么知道银行有没有问题呢？我们一查企业财务费用这么高，他也不敢得罪银行，他说是两本帐，我们审计署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作出的特殊解决。
嘉宾：我是莱曼兄弟公司房地产部的雇工，我给陈总提一个问题，刚才陈总演讲非常精彩，因为在金融债权人对公司的权利之中有一个是职工对债务人的请求权，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制定破产法，那么职工排在第几位，对债务人有什么样的请求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陈总站在职工的角度对员工的请求权有没有什么体会和认识，跟我们分享一下。
陈孝周：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职工的请求权，一般来说，职工是弱势群体，从债权人来说，如果职工合理的请求权放到债权人的前面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职工的请求权如何来界定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果从一般的原则来说，职工的请求权无论是从社会的稳定还有公平的角度来说，应该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主持人：可能是职工的请求权具体什么内容，比如公司发工资，事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该按照法律该交的已经交了没有等等。还有在某个公司有职工吃苦的等等，由于不同的差异，当然我不参加职工法的参与，我想根据我们的情况有些差异，肯定是要先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嘉宾：我是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是合伙人，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作为企业一般是关心不良资产中的有形资产，像设备和房产。作为无形资产，企业将如何处置？另外我们律师在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有哪些服务空间，律师可以介入哪些程序，希望各位能给予一个回答。谢谢。
陈孝周：律师的服务空间是很大的，之所以出现不良资产，本身就是债务人违反了合同的约定的结果，从律师的角度来说，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跟债务人的重组或者债务人追查的过程当中来最大限度地保护资产管理公司的利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诉讼的案子，在这些诉讼的案子涉及的法律关系也非常的复杂，在这个案子过程中间我们基本上也是请律师事务所来代理，还有一些资产，因为律师有一方面的优势，他知道信息的来源，他知道风险的代理，我们了解了一些新的线索，法律的手段，最后我们不光是律师费了，比律师费更高的约束的激励在里面，这在政策上也是许可的，在实践工作上也是我们跟律师合作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
赵坤成：我想您的问题是在价格和价值的评估里面，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怎么去评估的事情，我想我们应该这么去看，中国的国情跟国外不一样，国外可以分为四到五类，特别是到五类一般是不营运的，如果是营运的，这个公司还在营运的，还在产生现金流的，我们是按照国际上的价值来计算，一般是通过营运的价格扣除无形资产的价值，我想也是这样的，对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是什么，我想在中国好像也发生过，没有营运的公司，如果他手上有一些所谓的无形资产，例如专利权，著作权，或者是品牌的价值，这些是有专门的评估的工作，这是分不同的角度来看的，刚才我们介绍的价值评估机制基本上是想对这些不同的，有形的无形价值追求最大化，这个是回答你的问题。
嘉宾：我想请教一下信达公司的陈总，我是辽宁法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我们所给我们资产公司在做诉讼及非诉讼的代理业务，前一段时间有这样的情况，当买售人通过拍卖的方式买到了我们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包括之后，他通过法院走了诉讼和执行的过程，那么前一段时间诉讼的程序走完之后，最高院下了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已经审理的就终止审理了，如果已经到执行程度的话终止执行，因为听说好像哪个法院的一个院长给最高院写了一封信就是涉及到这种债权包的处置，涉及到国有资产的流失，听说最高院和财政部达成一个东西，就是对于这种出售了债权之后对新的债权人这种权力终止的情况，好像据我们了解又新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好像没有确定。我不知道陈总裁对这方面是不是有一定的了解，或者我们能不能得到一些信息。谢谢。
陈孝周：你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你了解的比我还要多，我很愿意在私下请我们有关负责的同志给你做一个介绍。
主持人：您讲的是金融机构还是金融企业？
嘉宾：是这样的，在我们辽宁是通过拍卖的方式买到了资产公司的债权包，他买的是没有诉讼的，他自己已经诉讼了，法院一审已经判决了，维护了这个债权的利益，然后对方上诉了，到了二级法院，说涉及到国有资产的流失，那么在这个期间，最高院下了一个规定，所有的涉及到这种债权转让的这种方式就必须全部终止。
主持人：严格讲地方法院没有对债权债务做出三终止，但是我在处理金融机构风险问题上，确实最高院曾经有过三终止的规定，考虑到金融债权债务非常复杂，为了使得重组或者使得债权债务顺利进行，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对有些机构进行三终止的规定，所以我问你是不是打包的东西，打包的东西就涉及到另外一家债务人的资产，第二，地方法院根据我了解好像不应该能够出三终止的规定。
嘉宾：这是最高院做的口头通知，现在我们省高院对此已经终止了，所以我呼吁对法律的规范这块，因为对买售人的保护来讲应该有一个机制。
赵坤成：你那里可能是个别的情况，她提出的理由我听你讲了和我理解的一样，她是挺另外的，他是用另外的方式做的，他是说你是贱卖国家资产，所以这是个别的情况。
嘉宾：刚才是从律师事务所角度谈了两个问题，现在也是请我们陈总裁来回答，第一个我们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我们从一些个案处理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不良资产属于优良资产，经过内外串联就把优良资产当做不良资产来处置了，这显然触犯了国家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怎么样预防国有资产的流失。再有刚才陈总讲到信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一个企业也好一个银行也好，他在进行交易的时候，他必须首先了解的是对方的信息，我们了解信息很困难，包括我们在做具体案件的时候想了解信息是很困难的，尤其是银行存款和帐户情况，一方面银行是受害者，面对企业他有很多的不良资产不能收回不能解决。另一方面银行很多信息不对社会公布，可以说帮助企业逃避债务，这一块我们嘉宾如何考虑，今后有什么样的政策出台？
陈孝周：第一个问题你认为在不良资产中间还有很多优良资产，如何防止减少国家的损失，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对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这也是交易产生的前提，包括对它的价值，它的品质，不同的判断不同的需求才会产生市场的交易行为，什么叫不良，什么叫优良，在不同的人里面，从银行的角度来认为是不良，但是买走的人不会认为是不良，所以你很难用同一个标准来看。第二任何一项资产，或者是一个借款人，如果他现金流量的输入不足以支付他的价格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是不良，但是你有的东西看他不怎么样，但是他会产生现金流量的，88年放辆马车在那里，放一辆奔驰车在那里，马车就是优良资产，因为不会有人坐奔驰车上长城了，从这个角度说奔驰车就是不良的，首先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市场化的办法，通过市场竞争的办法来提高这个资产市场的价值，这里面方法有很多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出售不良资产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境外的投资者，有境内的投资者，境外的资金很雄厚，境内的资金就少一些，为了吸引境内和境外的投资者能够充分的竞争，我们在组一些包的时候我们会考虑有一些大一点，有一些小一点使境内有足够的能力来买得起，使他的市场价格能够提高，最后的结果就是怎么样来防止不良资产的价值流失。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信息体系，银行对那些已经出现不良的信息怎么公布的问题，我觉得银行的信息对客户的信息要保密这是一个原则，可能涉及到隐私和法律规定，但是如果这个客户违约了，或者是借了钱以后不还，那么银行对它的信息保密是否还有效，他在什么程度上公布，公布到什么程度使这个银行既不违反规定，同时又使你这个人做了不道义的事情，使尽可能的人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情是银行本身做为一个整体，使他的损失更小一些。据我所知，在国外，这个人逃税或者借了钱不还那是很大的事情，会影响到很多的事情，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没有做得到，但是在这方面，从法律也好，从实际行为也好，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谢谢。
(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主任阎庆民回答新闻记者问题)
嘉宾：最简单的问题回答最复杂的答案，我的问题很简单，对卖方来讲，首先你为什么要卖？对买方你为什么要买？作为一个律师，我还讲一些细节，我是想问这个信达和长城的两位先生的问题，为什么短期来讲，你们应该销售你们的组合呢？以一种能让买方赚钱的价格这么做，你们做的动机是什么，什么是推动力让你们能这么做，以一种让卖方赚钱的价格来卖你们的资产。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问买方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赚钱，你们买到资产以后你们怎么做，并且你们为什么在当前的环境下，因为有很多的法制方面的问题，和执法方面的一些难题，执法方面也是有疑问的，信息也有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为什么会相信你会赚钱，你们最终会怎么实现你们的赚钱。拿到资产之后。
陈孝周：为什么我们要卖？首先从我们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本身的性质来说，我成立的目标就是处置不良资产，我处置不良资产当然我要卖掉本身就是一个处置的结果。至于说我怎么卖，怎么能在卖的过程中间，能使我的回收最大化，这始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们在具体的过程中间我们怎么使这个市场能够活跃，有更多的境外更内的投资者进来，这样能使我们在卖的过程当中，同时我又卖掉了，我又完成了我的目标，又使这个市场活跃，当前前提是投资者要有兴趣，他有兴趣是他有赚钱的机会。另外一方面随着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的转型，我下一步会有更多的商业化的色彩，我卖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卖出比买的价格更高的价格，谢谢。
赵坤成：我想这个很好的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想跟各位解释一下，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在2000年、2001年的时候也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你们买这个资产都卖得很便宜，都是20％到30％这样的买，万一你们这个资产管理公司把买的这么便宜的资产全部倾到市场，整个市场不就崩盘了吗？跟大家报告，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刚才我们陈总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这么努力引进外资，共同跟四大管理公司做这个市场，最主要的就是要活络市场，各位想想看，在99年的时候，光剥离就有14000亿，新增的也有几万亿，在第五类里面，第四类刚刚处置完的有信达和长城，东方，上个礼拜刚处置完的工行的4500亿里面，我们长城是18包，华融有3包，信达有5包，这里面的数字包含了什么意义呢？也许第四类在运营的还是很多的，可能就是在财政上的死结没有办法运营很顺利，第五类的资产也是处置得不够快形成了死结，99年的1亿4千万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可能是少了一半，可见速度很慢，外方最大的好处是加速资金的流入，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活络起来，讲得白一点，NEC为什么卖，当时评估的房地产的价钱，我想到今天来看，你再去重新评估，我想涨幅都在50％到60％，自然而然市场活络的结果之下，资产管理公司就获益了。我们是在创造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是主要的想法。谢谢。
黄正迁：我想你讲的这点非常的好，我们参与这个市场，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中国市场人们有了一种误解，因为我们应对的是不良资产，或者是处在不良状况的资产，人们经常会说资产的价格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这是错误的看法，不管你买的资产是10美分，20美分，你可能会付出很大的成本，并没有保证你买了以后就肯定会赚钱，但是人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一点，他本能就会认为赚钱，为什么我们参与这个市场，就像我们买房地产，买股票一样，我们就是为了挣钱，我认为中国市场目前不是很容易的市场，在这个市场迄今为止达成的交易量很小，这个市场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取决于所有的因素，有些是会考虑在价格中的，因此有些人看到我们给的价格很低，有些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能够在这方面赚钱，他们相信在回收这方面做的不错，在某种程度上给这些资产价值，比如说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例子，我们花了更多的钱完成了不良资产的价值，从而增加了他的价值，所以最终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我们会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是做出承诺的，因为每个人都看到中国市场的投资潜力和增长的前景，为什么举办这样研讨会的原因就是鼓励大家一起来对话，这样可以来开发这个市场。谢谢。
嘉宾：我是国际金融报的记者，请问一下长城的程先生，有人说你们这次在工行的拍卖中，过高报价，拉高了平均价，你怎么看，谢谢。
程凤朝：我们是做了调查，在这个报价之前做了充分的调查，而后由我们公司市场决策委员会根据市场的调查结果集体做出了一个报价，我个人认为现在很难说高和低的结果，主要看我们今后处置的时间，处置的手段，处置的方式，处置的机制还有人，不同的经营者可能有不同的经营效果，所以说我们现在说是我们高和低，我觉得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谢谢。
嘉宾：今天几位专家领导都讲到用资产证券化的方法来处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行，还是实际上能不能操作，利用信托可不可以有可能。
阎衍：证券华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应该说国内还在探索阶段，目前真正的不良资产的证券化的项目还没有，正在做还没有在世面上交易，大家看到的华融的还不是完整的项目，目前是按照资产证券化的项目做的是证券化项目，刚才你说的信托是证券化的载体也是证券化的方式，目前通过的是SPA的方式，但是它在国内是不能操作的，因此只有通过信托的方式，这个从理论上讲是创新，这个创新最后是不是真实的价格，我们还在探索阶段，因为他跟一次性的打包出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可以说监管的角度来讲，可能会认为处置比一次性的打包处置效果可能更好一点。
赵坤成：我再补充一下，证券化是这样的，我们是从所谓的规定或者是政策的角度来看，明天会有几位专家在说这个问题，我想从经济上讲是可行的，我想问胡董事长一件事儿，你们在台湾是做成第一家证券化的银行，之前的案子都非常成功，想来买的投资商都很多，关键是经济的议题，就是不动产和证券化体现在你有没有固定的银行，有没有固定的收益可以来满足投资者对于固定收益的要求，如果能够把它组合成为是一个固定收益，对投资者来讲是稳定的收益的话证券化完全可行，会不会有适当的产品来包装呢，不见得没有，这是属于细节的问题，我想就不再谈，基本上是可行的。
嘉宾：我是来自于普华永道的我有两个问题，我们谈了很多理论方面的问题，还有交易现金流，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人提到未来的半年大概有多少个新的拍卖，或者是未来一年半的时间？第二个问题是对于渣打银行等等外国的投资者，从1999年以来到2006年，他们的未来计划是什么？资产管理公司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程凤朝：非常高兴回答这个先生回答的问题，我想对于我们收购的工行的贷款，首先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根据资产的不同形态进行不同的处置方式，包括拍卖的各种处置方式我们都会运用。第二个问题是将来的计划，如果是说资产公司的话，我们资产公司现在还隶属国有，是隶属国务院，我们的经营方针和经营策略一个是要政府帮助我们做出一些指引，而后我们也会逐步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嘉宾：我想请问，我是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我想请问陈总这样一个问题，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商业化转型，我觉得股份制改造应该是新的想法，财政部和银监会的领导也多次表示股份制改造，我想问陈总资产管理公司在股份制的基础是什么，同时面临的挑战和障碍是什么？谢谢。
陈孝周：商业化转型的基础我想资产管理公司从99年成立以来几乎这几年的处置，资产管理公司当初成立的时候业务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我们集中了一批有经验的人员，结合这几年对借款人的了解处置，我们有了一支既懂得商业银行的业务，同时又对企业的经营，企业的状况都有了解的队伍，我想这是我们下一步改制也好，商业化转型也好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面临的挑战就是说一方面现有的不良资产的量还比较大，这个任务还非常艰巨，因为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间，往往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要求，比如一方面我们经常会听说你这个处置速度太慢，另外一方面是国有资产流失，对我们来说，怎么做到各方面都满意是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如果下一步向市场化转型的话，怎么从体制上机制上适应商业化的需要，这是基本的保障。
嘉宾：我问一下，关于不良资产的界定，我们大家现在都明白不良资产的概念，但是我们如何界定是不良资产，界定不良资产之前有哪些程序，我们银行是怎么做的？请信达管理公司的陈总还有长城公司的程总谈一下。
陈孝周：我们现在剥离的都是可疑类的，损失类的，以可疑类为主。
赵坤成：我们一般银行的资产是分为五类，刚才陈总讲了很清楚了，就是第四类和第五类，如果对于一般国际上的定义的话，我想你问的可能是逾放，国际上是本金超过一天就是逾放，利息超过三个月不放就是逾放，我想大概给你解释一下，这跟国内的分配不太一样。
嘉宾：预防是一个大的概念，作为我们国内不良资产的界定逾放在哪一块，关于不良资产的处置，我们是不是要经过诉讼以后，凡是超期达到一定的期限以内再去打包处置掉。
主持人：商业银行是按照有关的规定做的。
赵坤成：我们是分为三四五类，三类的损失是提拔，损失率是25％，五类的损失率是百分之百，这里面到底什么东西才是所谓的不良资产债权，可以打包出售，减价出售，基本上各位都清楚，国家在之前债权打折出售是不被允许的。我们之前工行，中国银行还有建行，为什么他们的不良债权第四类，为什么先转到银行，然后再经由银行卖出去，我想就是这个原因。
主持人：打包出售是银行拿到他们这儿来，这儿是根据国务院改革的方案确定的，不是他们想要拿出来就拿出来。
嘉宾：这个简单的标准是什么？
赵坤成：三四五类的标准是由银行里面定，并不是由资产管理公司来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