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中国经济，要不要“踩点刹”
2010-08-26 21:15:37 来源：中国证券报
姚景源：中国经济不要去踩刹车，更不能去踩急刹车，也没有必要去加大油门
胡鞍钢：中国出现了局部经济过热的倾向，弄得不好，可能又会伴随新一轮的“急于求快”
张立群：经济是否过热，要从供给增长在未来有没有需求支持来考察
汽车、钢铁和房地产三大行业一马当先；
投资增幅把经济增长远远抛在后面；
银行贷款快速增长；
“五小”企业纷纷恢复生产；
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
电力供应再度紧张……
特邀嘉宾
胡鞍钢：中科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主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观点摘要
□全国经济发展总趋势是好的，但也有不少地区和行业头脑发热大干快上，出现了局部经济过热的倾向。我担心，弄得不好，可能又会伴随新一轮的“急于求快”。
□现在的中国经济就像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车的速度和效益基本上是统一的，不要去踩刹车，更不能去踩急刹车，也没有必要去加大油门。
□是否过热要从供给增长在未来有没有需求支持来考察。我国现在城镇家庭轿车普及率不到1%；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也远低于国外大城市人均30平米（使用面积）以上的水平，未来消费空间是巨大的。
经济过热还是形势喜人
记者：今年上半年尽管有非典影响，我国GDP增长仍达到8.2%，工业增长则达到16.2%。6月份钢材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11.2%。一些地区电力资源出现短缺，建材、化工产品、煤炭等生产资料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上升，且上升的态势还在加速，加之房地产的投资结构失衡和汽车生产旺盛，有专家警告中国经济正在面临过热危险。请问，中国经济是否存在过热的问题？
姚景源：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国经济上半年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态势。我觉得从宏观经济来说不能轻言过热。首先，我不赞成讲过热这个词。严格地讲，过热不是个经济词汇。过热相当于人体的发烧，是一种病态。如果我们用这个不严谨的词汇放在经济生活中容易引起误解。比如说过热和高速度是什么关系？高速度能不能等于过热？我不赞成用过热还是不过热这些词。
当然，我们在思想上时刻警惕过热是必要的，但是全社会都来炒作“过热”会有不好的效果。比如，如果中国经济现在过热，下一步肯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可能会“踩刹车”，外资就会对自己的投资重新进行论证。国内企业家也会这样想。过热炒作太多的话会影响一些非专家型的人。就像医生对病人说疾病的时候要科学、严谨，否则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心理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舆论引导民众心理要有正确的方向。
胡鞍钢：我在研究中国经济波动时发现，每次经济扩张期与各次党代会具有一一对应关系。这是因为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这种政治动员对经济扩张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通常在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通常经济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是最低的，且低于长期增长趋势；在党代会召开之年开始明显上升；第二年达到最高峰；第三年开始下降，第四年继续下降，低于长期增长趋势，第五年又达到最低点。
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政治动员作用。从全国总体上看，经济发展总的趋势是好的，但也有不少地区和行业头脑发热大干快上，投资增长过快，投资规模过大，人为地加剧原材料紧张，电力供应紧张,出现了局部经济过热的倾向。此外，小煤矿、小钢铁、小水泥等资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生产条件恶劣和不安全的厂矿趁着经济复苏纷纷恢复生产。这表明，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偏向于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使得过去5-6年间对这些行业中的“大扫除”式结构调整出现反弹。
经济扩张初期比较容易形成推动“经济过热”和“投资过热”的增长惯性趋势，很快打破数年来形成的宏观经济稳定的局面，由稳定增长再次走向经济起落的波动。我担心，弄得不好，可能又会伴随新一轮的“急于求快”，从正常的经济复苏走向“经济过热”，从“积极投资”转向“过渡投资”，从“无通胀、低通胀”转向“高通胀”。
张立群：增长速度高就是过热吗？现在1亿多的人口没有就业，60%人口在农村，我认为，GDP增长高了没有坏处。1992年到1997年GDP平均增长率是11.5%，现在连10%都没有达到，我们有什么理由谈热。大家好像总走不出1992年的通胀阴影。
过热与否如何判断
记者：那么，判断经济过热与否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姚景源：判断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或者局部是否“过热”最重要的不是看供给而是应该看需求，看高增长的供给是不是建立在高增长的有效需求基础上。如果两者大体相一致的话，就不能叫“过热”；如果需求萎缩而供给却在猛增，供给没有需求作为根本支撑，产生大量存货，这个时候有“过热”。
有人把现在与1993年的经济过热相比。1993年的过热主要体现在房地产领域，但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中工业增长贡献率到了70.2%。上半年，经济增长8.2%中工业占了5.8%；1-5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2918亿，同比增长62.8%，这都是实打实的物质财富，是1993年没有的。这么高的工业增长，如果说是过热或需求不足的话，产销率肯定下降。而上半年工业产销率达到97.15%，同比提高0.08%，说明工业增长总体上没有造成库存和积压。
衡量“过热”与否除了看需求和企业增盈外，还要看财政是不是增收。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0955亿，同比增长了27.4%，比去年增加了18.2个百分点，呈现了高增长的态势。从这个角度讲也不能轻言过热。
张立群：过去20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大的供给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再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供给的改善还表现在供给机制上，过去是只要有供给就是好的，现在不仅是要有，还要好，供给对市场的反映比过去灵敏的多。一旦价格增长马上就有供给增加。汽车生产的反映就很快，家庭轿车这两年的需求一上来，大量的新车型就马上推出。不但没有出现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的情况，车价还在回落，老车型被淘汰。
是否过热还要从供给增长在未来有没有需求支持来考察。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看，以住行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升级具有持久性，居民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都出现了全面的变化，对文化、教育、保健、娱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大。我国现在城镇家庭轿车普及率不到1%，而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达到80%；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也远低于国外大城市30平米（使用面积）以上的水平。另外，数亿农民向城市人口的转变，大多数城市居民谋求更好的居住环境，国外投资者的进入，构成了对住房的长期而巨大的需求。1993年房地产泡沫制造的烂尾楼现在全消化了也是一个佐证。
三大行业是否虚热
记者：汽车、钢铁和房地产三大行业在上半年表现抢眼，我们应怎样看待这三个行业的高速增长？
姚景源：从我们的统计来看，国际汽车生产利润通常在3-5%。而我国去年汽车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是28.45%。可见，我国汽车产业还处于高利润阶段。高利润势必刺激各地纷纷上汽车。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汽车是有高需求做后盾的。从去年开始，汽车销售一直达到50%以上的增长速度。汽车行业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个高利润的行业；二，由于高利润带来高投资；三，汽车的需求同样以高速度增长。
我觉得对于汽车工业来讲不能轻易讲它过热了。正是要通过汽车行业的资本流入从而产生竞争，竞争之后才能够降低成本、改进技术、增强管理。竞争的结果是使这个领域利润率下降，随着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汽车行业就会走向新的组合，汽车生产企业规模就会越来越大。竞争在使整个行业逐步走向成熟的同时，使产品的质量提高成本下降，赢得更多的消费者。我们不能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哪些人或部门进入到汽车领域。
再看钢铁行业，去年我国超过了美国与日本的总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钢产国。今年上半年仍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我们今年进口的高增长中有相当数量是钢材。原因何在呢？是结构不尽合理，还有相当品种的钢材生产不了。
我专门研究了房地产业的资料。从宏观上看，房地产业是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先不讲农村，就谈城镇。2002年我们全国城镇人均住房的使用面积为14.9平方米,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其中还没有体现质量的概念，未来房地产需求是巨大的。特别是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居民住房从量到质都要有一个飞跃，这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产业。
目前，房地产业投入和销售都处于较好的态势。我给你一个6月份当月的数字：6月份全国房地产新开工的施工面积增长27.9%，销售面积增长37.4%。开工的商品房当中，住宅开工增长28.1%，住宅销售增长36.4%，销售大于开工。商品房住宅销售能达到36%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少有的。和汽车行业一样，房地产业目前平均利润率高于国际上2到3倍，这必将导致很多投资进入。
房地产业的问题何在呢？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结构问题，高档房过多，适应大众的房子数量不足；还有相当数量的空置房，而且还在增加。二是房价普遍偏高。三是相当数量的房地产企业负债率较高，房地产投资当中银行贷款比重较大。大量的银行贷款在这个行业里，自然存在一个银行经营风险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房价本身有一个人为干扰的问题，主要是非市场的原因造成的。如果对土地都采取拍卖制度，公开土地资源，制止土地炒卖，就会降低房价成本。房地产交易成本过高导致了房价过高，高档住房利润率较高，房地产商自然愿意投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主要用市场的办法。
政策信号意味深长
记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期在部署下半年金融工作时提出：要深入分析和高度重视目前贷款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可能引发的风险。结合此前房贷新政的出台，该如何理解这个信号呢？
张立群：这种担心是对的。当然这不是担心整个经济过热，而是针对局部问题的调整。从贷款增长来看，主要是以下几块：第一是对消费者的住房贷款，第二是汽车贷款，三是商业票据贴现。可以说贷款的快速增长与实体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商业票据是已经有交换活动做支持的，住房和汽车贷款增长是可持续的。我没有看到通胀的危险和信用崩溃的迹象。
姚景源：我个人认为宏观经济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结构问题，二是增长的质量问题。三是协调发展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想中国这么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究竟如何，政府投资是不是低效率的？其实全世界的政府投资效率都不高。因为，政府投资的目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追求利润。所以，考察政府投资指标不能用投资回报率，而是用社会和经济综合效益。从1998年开始，我们投入了6600亿长期国债投资，这个6600亿带动了32000亿的投资规模，解决了过去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和原材料的瓶颈问题，成就了今天经济的快速发展。就这个指标来看，政府过去五年投资效益是良好的。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间和外商投资，这部分投资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迅速增长，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更是大大激发了他们的投资热情。
从上半年经济增长指标来看，东中西部有差距拉大的趋势。这主要是固定投资增幅不同造成的：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下降，仍然保持一个相当高的速度，但是东部上升幅度比较大。东部上升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外资和民间资本造成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完全是按照市场规则去办的，他们投资的效率是不容质疑的。
结构、质量和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生活深层次的大问题。比如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是一个突出的结构问题，我们第三产业比重太小，去年仅占总产业的33.7%，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2。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我们面临这么大的就业压力，不能就就业抓就业，如果我们的第三产业占到总产业的50%或60%，就业压力就会大大缓解。钢材、房地产同样存在结构问题。总之，结构问题是中国经济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应该就具体问题谈问题，不能用简单的过热掩盖一些问题，使我们抓不到问题的主要方面。
我国经济总的来说是好的，当然也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确实会影响整个经济运行。比如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影响经济运行质量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二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行政干预。
农民增收问题是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去年我国农民收入是2476元，城市是7703元，表面看是1：3左右。实际上农民收入和我们的收入完全不一样：农民收入中有40%是非货币收入，城市家庭是个消费单位，而农民家庭既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农民在总收入中还要拿出20%用于第二年扩大再生产。这样算下来农民去年可支配的收入也就1000多块钱。这么低的收入显然没有消费能力，这不仅影响了农民生活，也影响了全社会再生产过程。如相当数量的工业品面临市场的问题：2002年底城市电视机普及率已经超过了120%，农村的普及率才60.5%;城市电冰箱普及率87.4%，农村普及率14.8%;洗衣机城市普及率92.9%，农村31.8%。如果农民收入能够迅速增长，对这些行业将是巨大的推动。所以中央决定下半年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税费改革的步伐，乡村道路的修建，使农民就地务工，消除农民进城打工的种种障碍。农民收入问题不单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更是贯彻扩大内需基本方针和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问题。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就业压力巨大、农民增收缓慢和物价处于长时间低位运行交织在一起。物价从前年开始已经连续20几个月低位运行。尽管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0.6%，但主要是食品尤其是蔬菜造成的,0.6%中包含偶然性因素，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就物价总体趋势而言，还没有摆脱通缩的阴影。在全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基本格局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下半年经济没有必要去议论通胀的问题。
上半年货币量增长加快的原因是由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高增长造成的，这些高增长带来了贷款的有效需求，贷款的增加又有力地促进了这些行业的高增长。总的来看，上半年货币量增加是良性的，为战胜“非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货币供应过快也会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金融风险的加大，二是不良贷款的增加。这都应该注意，但并不是要改变货币政策，还应该继续保持政策的稳定，继续实施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投资增幅缘何大步领先
记者：今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348亿元，同比增长31.1%，相当于10年来的最高水平，远高于GDP8.2%的增长。有人提出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失衡，担心投资建设的东西以后没人要。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张立群：投资和消费特点是不同的。消费始终是一个稳定的变量，一般不会随着经济冷热出现急剧的变化，因为百姓的日常消费都是根据各自收入水平作出的。从1992年到1997年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是10.7%，1998年到去年是10.5%（均为可比价）；1992年到1999的GDP平均增长是11.5%。1998年到去年的GDP是7.7%。两个阶段GDP增长率相差3.8个百分点，而消费的变化只有0.2个百分点，可见消费变化是非常小的。住行方面的消费虽然不能重现去年的井喷行情，但也没有收缩的迹象。看未来消费稳定与否重点要看消费的升级过程是不是被阻断，如果消费升级过程没有被阻断，现在的高投资在未来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投资高的原因在于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导致产业内容的丰富化和复杂化。比如，汽车产业的链条是很长的，其中间行业需求很大，而这些中间行业都需要有投资的支持，这自然会导致投资增长比消费增长快。这不像过去的箱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那些行业只要有投资就有产品。因此，分析投资是否过热不能简单地用投资与消费增长比例来衡量，也不能用投资与GDP增长的比例衡量。GDP计算的是增加值，没有包括中间消耗。分析投资是否过热还要考察产业结构升级状况，只要消费符合这个阶段的需要就是正常的。
经济增长会否昙花一现
记者：中国经济通常冷得快，热得也快，那么，这轮经济增长会不会昙花一现呢？
张立群：这轮经济增长是有深厚基础的，绝不会昙花一现。
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全面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以住行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升级发展迅猛，极大地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不是几年就结束的。
其次，城市化进程不断为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近几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呈现了较快的上升势头：从90年代年均0.5%到近几年1.5%。城市化为整个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第三产业有了长足发展，依托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为就业创造了众多的劳动岗位，就业的增多反过来又创造了更多新的需求，刺激了城市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了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从所有制方面来看，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在更多领域在发展，这种制度的变化使得企业微观主体适应竞争环境的能力在增强。
此外，政府职能的转变，办事效率的提高，审批制度的逐步取消，政策制定透明度的增强，市场经济秩序的改善，都为企业和居民生产消费创造了条件。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步伐在加快，中国经济在更深的层面，在更广阔的领域得到发展。国外大量资金、技术向中国流入，为我们国家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从技术的供给面看，技术在国际化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约束，很多我们需要的产品国际上的技术都是很成熟。从资金供给来说，我们的储蓄水平很高，再加上国外资金的进入，资金的供给也不成问题。至于劳动力就更不成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积极财政可否淡出
记者：即使在经济过热的年代中，我国投资增长也是在20％左右，但今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19348亿元，同比增长31.1％。在这种迅猛增长的速度下，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已经到了淡出的时候？
姚景源：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看，日本从50年代的战败国一跃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我觉得积极财政政策不是退不退出的问题，而是在今后仍然要保持相当长的时间。重要的是财政支出的结构需要调整，要越来越多地投入公共产品，如全社会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财政还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农民增收的投入，加大对外商和民营资本投入的示范性引导，至于投入总量要视财力情况而定。现在出现的问题不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出现一些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
张立群：1998年经济出现偏冷，采取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国债投资进一步扩大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与市场调节存在很大的不协调。政府投资的责任边界不是很清晰，责权利不对应，缺少内在约束。有些不是政府应该参与的，政府也参与进来，像汽车这种竞争性行业，财政是不能积极的。
“积极”二字含义很多，从紧也是积极，财政任何时候都不能消极。国债的作用是点火，既然市场已经升温，就应该撤退，但撤退并不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就要停止，而是由扩张性向中性转变。财政在经济转轨的时候还有非常重要的职能———保证稳定。“非典”让我们意识到公共卫生体系欠账严重。农村现在缺医少药的现象很普遍，农民有了病就熬着。这恰恰是财政应该拿钱的。财政的作用是为社会编造一个安全网和基本保障网，使失业者有饭吃，大病者有保障，低收入人群有廉租房住，应急有保障。在这些方面，财政政策应该积极下去。
经济稳定不可动摇
记者：既要鼓励经济增长中的合理因素，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又要注意解决结构、增长质量和协调发展的问题，我们应采取哪些政策工具呢？
胡鞍钢：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仍然是最重要经济政策的目标。首先，要坚持正确把握宏观调控方向和力度。在经济复苏期和扩张期，不仅从一开始就要十分注意防止经济过热，更要重视防止演变为“经济大起”，保持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局面。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开“特别快车”。充分认识引起经济波动的原因和根源，减少外部冲击及其影响。
其次，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经济稳定的含义就是使真实GDP增长率曲线尽可能接近增长趋势。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更加困难，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无论是经济扩张期还是经济收缩期，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目标始终是“宏观经济稳定”。
三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转向经济增长质量。这既是我们对过去几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总结，也是今后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从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都是比较困难的，只有经济数量扩张将会重复走老路，必须通过战略性结构调整才能在相对高的经济增长条件下实现明显的经济效益。
经济增长是“富民”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人民而言，最有意义的经济增长是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是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经济增长。
姚景源：现在的中国经济就像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这部车的速度和效益基本上是统一的，不要去踩刹车，更不能去踩急刹车，也没有必要去加大油门。我们应在保持这种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调整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加大经济协调的力度。我个人坚信小平同志讲的：“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经济不保持一定的速度，我们的就业问题就解决不了，全面小康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对于所有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要由市场手段去解决，当然不排除行政办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我们市场的办法从质到量都不够，当务之急是完善市场经济机制。
我主张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就如同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一般来说，人不要去找医生，医生也不要去找人。人自身会有免疫力，什么时候去找医生呢？有病了，医生要有好的服务态度，要科学。增强活力相当于内科，调整结构相当于外科，治疗还有很多学问，吃中药还是吃西药，吃多少，哪天吃，都是一门艺术。对于问题不能急，一急就容易产生一刀切和用药不当。领导经济运行就像驾驶汽车，最好的驾驶员，刹车，加速，转弯，乘客应该都处于不知不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