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还是危机？(1/3)】
2004-04-16 13:47:18
前两年，克鲁格曼在一本非常流行的小册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问道：下一个崩溃是中国吗？
中国有所有其它亚洲国家的通病，如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完全失控的银行管理等；但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国显然有与众不同、至关重要的特点。否则，很难解释它为何为幸免于97年的可怕灾难。
表面上看，中国不仅成功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还继续以其惯有的高增长姿态傲视全球。危机之后，中国仍以年均7%以上的速度连续增长了4年。在许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里，中国的奇特表现已成为世纪之谜。难道，常识真的要被证伪吗？还是人们看到的中国仅是一个假象？
1、中国在干什么？
97年，中国经济内部实际上已遇到了严重问题---不仅表现在经济一直缓慢下滑，更表现在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渐进改革已完全失去了动力。金融改革毫无起色、国企问题日趋严重、社会贫困开始制度性弥漫。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不过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暴露了这种渐进模式的另一面。
此时本来应是痛下决心、革除体制积弊的时候，但自尊心和现实经济的压力令中国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为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即将衰朽的神话，当局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短期的经济表现---这种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思路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
正如观察家看到的那样，97年之后，中国没有推出一项旨在长远的改革，以凝聚下一步改革的动力，反而利用一切可动员的资源，以近乎掠夺的方式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短短的4年中，政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么熟悉的收入政策、消费政策。借助以庞大公共开支为基础的政策刺激，少数大型城市快速树立起一个高成长国家的典型形象---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源源不绝的外来(尤其港台地区)投资、络绎不绝的黄金周旅游人群。
与新的形象相呼应，曾深刻怀疑亚洲模式的人们丢掉了最后一丝警惕，以热情和行动匆匆投入了中国的世纪合唱。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不仅仅只有样板意义的特大城市、只有让人心动的机会，也有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现在看一看被称为中国为扩大内需疗法付出的代价。
可以把这种政策称为类凯恩斯疗法，而不是克鲁格曼推荐的凯恩斯疗法，原因是中国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一政策。这种契约中，政府采取干预行动，须不违反自由市场的原则，但这种契约在中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
必须注意到，在实施同样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是权力几乎不受监督、但却掌握大量垄断资源的政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97年后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98年开始，当局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财赤从97年的560亿飙升到02年的3000多亿。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评价这一政策，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很多公共投资不仅低效，也充满了各种丑闻。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是，以大量国债支撑的公共工程意味着透支全体人民的未来。事实上，大量的公共投资正成为毫无用处的垃圾，而非辉煌的未来。实施积极财策以来，中国又开始了与90年初期非常相似的大兴土木高潮，不同的是，上次仅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投机，这次的主角却是中央政府。
人们还记得，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经过一系列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才从地方政府手中收缴了更大的控制权。但现在，中央政府却干起了同样的事情，90年代初期以开发区建设为主体的投资狂热，除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外，还有大量的银行坏账，现在，中央政府的公共投资规模更巨，但同样毫无成本约束，结果会更好些吗？
与积极财策配套的是所谓的货币政策。经过90年代初期的通胀教训后，当局的货币管理似乎比较谨慎。因为害怕刺激高通胀预期，中央一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称之，但稳健实际上只停留在口头上，正如大家看到的，98年来政府已连续5次降低利率。考虑到70%以上的贷款都流向奄奄一息的国企，政策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合理的推论是，4年来的货币政策在危险的基数上更坏帐更为增加。人们不能准确知道增加的具体程度，但这也正是危险所在---未知的危险比已知的要可怕得多。
如果上面的政策还没超出人们理性想象范围的话，政府直接推动股市上涨就显得愚蠢和浪漫了---有历史感的人可轻易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疯狂。99年到2001年7月结束的罕见牛市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肯定会记录在案---《人民日报》99年6月发表的社论，它鼓励与催促投资者入市，以营造社会虚幻的财富效应，并为国企解困。这一时期，权贵资本已发育得相当成熟，两年多的牛市是权贵资本对社会财富一次规模巨大的洗劫。到现在为止，证券市场的泡沫仍远离合理区间，套牢的资金以万亿计。一轮牛市落幕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多年的GDP秀也开始落幕。
与股市政策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有所谓收入政策。99年开始，政府为公务员连续加薪，目前为止，公务员薪水提高了近一倍。公务员是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之一，实际收入远超过名义收入。可笑的是，这项政策竟以拉动内需的名义下进行，它还激起了下层阶级的广泛怨恨。当然，它对内需的拉动只是说给天真的人们听的。
国企方面，政府同样注入了极大的财政资源。既包括用五花八门的行政手段限制甚至消灭竞争---如关停并转中小企业；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财政资助方式，如债转股、直接拨款2000亿增加国企资本金。明显具短期色彩的手段之后，国企赢利水平象魔术一般地扭转。2001年度，国企盈利从99年的900亿增至2330亿。但数字后面的事实是：前10名垄断企业占其中的1900亿；国家重点支持的前500名大企业盈利2400亿元。就是说，剩下的6万多家国企平均盈利只有1万元。在资源向大型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下，已隐约可见俄罗斯寡头经济的轮廓。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采取的所有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人民币汇率政策了。它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慷慨赞扬，虽然国内对其利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一个极其重要却被忽视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坚挺对各阶层的影响截然不同。
在外贸依存度指标已达40%以上、外部市场变动剧烈的情况下，人为的外汇管制令各阶层经历了一次财富再分配。可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是，人民币坚挺直接打击和剥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最大的竞争优势，它源于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同时也完全因为中国人对低工资收入的超强忍耐力。因为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下层劳动力的价格却被人为高估，阻断了以经济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人口压力的信道，人为限制了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渠道和工资上涨。考虑到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有的绝对份额，这一代价可能相当巨大，而且不仅是经济上的代价。
低收入阶层承担了人民币坚挺的全部代价，但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另一部分人---尤其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却享受了人民币坚挺的绝大部分好处。中国进口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民币坚挺大大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农民和下层阶级却与这种消费完全无关。同时，人民币坚挺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并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和权贵资本有利，如电信等垄断企业。在城市，几乎所有生产和消费领域都与进口密切相关。人民币坚挺大大刺激了城市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大概是许多外国资本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中国中产阶级的真实原因。但具样板意义的中产阶级，其基础并不牢靠，因为这是一次汇率管制导致的突击性财富转移。从长期看，农业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汇率的问题，但人民币的人为坚挺在这几年极大地加剧了农业问题，是不容置疑的。
看清了这样的真相，难道还能认为，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吗？人民币没有贬值，仅说明了中国以人为控制的外汇管制，维持了强国形象吗？
中国经济近几年的不同寻常表现，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当时，曾有让人瞠目结舌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有凋弊的民生。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维持一个高增长的GDP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通过轮番使用一系列手段，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维持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被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七上八下(7%之上8%之下)。但一枝独秀并不那么令人放心。(来源：《时代周刊》，2004年1月) Back
中国有所有其它亚洲国家的通病，如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完全失控的银行管理等；但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国显然有与众不同、至关重要的特点。否则，很难解释它为何为幸免于97年的可怕灾难。
表面上看，中国不仅成功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还继续以其惯有的高增长姿态傲视全球。危机之后，中国仍以年均7%以上的速度连续增长了4年。在许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里，中国的奇特表现已成为世纪之谜。难道，常识真的要被证伪吗？还是人们看到的中国仅是一个假象？
1、中国在干什么？
97年，中国经济内部实际上已遇到了严重问题---不仅表现在经济一直缓慢下滑，更表现在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渐进改革已完全失去了动力。金融改革毫无起色、国企问题日趋严重、社会贫困开始制度性弥漫。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不过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暴露了这种渐进模式的另一面。
此时本来应是痛下决心、革除体制积弊的时候，但自尊心和现实经济的压力令中国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为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即将衰朽的神话，当局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短期的经济表现---这种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思路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
正如观察家看到的那样，97年之后，中国没有推出一项旨在长远的改革，以凝聚下一步改革的动力，反而利用一切可动员的资源，以近乎掠夺的方式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短短的4年中，政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么熟悉的收入政策、消费政策。借助以庞大公共开支为基础的政策刺激，少数大型城市快速树立起一个高成长国家的典型形象---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源源不绝的外来(尤其港台地区)投资、络绎不绝的黄金周旅游人群。
与新的形象相呼应，曾深刻怀疑亚洲模式的人们丢掉了最后一丝警惕，以热情和行动匆匆投入了中国的世纪合唱。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不仅仅只有样板意义的特大城市、只有让人心动的机会，也有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现在看一看被称为中国为扩大内需疗法付出的代价。
可以把这种政策称为类凯恩斯疗法，而不是克鲁格曼推荐的凯恩斯疗法，原因是中国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一政策。这种契约中，政府采取干预行动，须不违反自由市场的原则，但这种契约在中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
必须注意到，在实施同样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是权力几乎不受监督、但却掌握大量垄断资源的政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97年后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98年开始，当局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财赤从97年的560亿飙升到02年的3000多亿。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评价这一政策，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很多公共投资不仅低效，也充满了各种丑闻。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是，以大量国债支撑的公共工程意味着透支全体人民的未来。事实上，大量的公共投资正成为毫无用处的垃圾，而非辉煌的未来。实施积极财策以来，中国又开始了与90年初期非常相似的大兴土木高潮，不同的是，上次仅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投机，这次的主角却是中央政府。
人们还记得，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经过一系列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才从地方政府手中收缴了更大的控制权。但现在，中央政府却干起了同样的事情，90年代初期以开发区建设为主体的投资狂热，除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外，还有大量的银行坏账，现在，中央政府的公共投资规模更巨，但同样毫无成本约束，结果会更好些吗？
与积极财策配套的是所谓的货币政策。经过90年代初期的通胀教训后，当局的货币管理似乎比较谨慎。因为害怕刺激高通胀预期，中央一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称之，但稳健实际上只停留在口头上，正如大家看到的，98年来政府已连续5次降低利率。考虑到70%以上的贷款都流向奄奄一息的国企，政策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合理的推论是，4年来的货币政策在危险的基数上更坏帐更为增加。人们不能准确知道增加的具体程度，但这也正是危险所在---未知的危险比已知的要可怕得多。
如果上面的政策还没超出人们理性想象范围的话，政府直接推动股市上涨就显得愚蠢和浪漫了---有历史感的人可轻易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疯狂。99年到2001年7月结束的罕见牛市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肯定会记录在案---《人民日报》99年6月发表的社论，它鼓励与催促投资者入市，以营造社会虚幻的财富效应，并为国企解困。这一时期，权贵资本已发育得相当成熟，两年多的牛市是权贵资本对社会财富一次规模巨大的洗劫。到现在为止，证券市场的泡沫仍远离合理区间，套牢的资金以万亿计。一轮牛市落幕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多年的GDP秀也开始落幕。
与股市政策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有所谓收入政策。99年开始，政府为公务员连续加薪，目前为止，公务员薪水提高了近一倍。公务员是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之一，实际收入远超过名义收入。可笑的是，这项政策竟以拉动内需的名义下进行，它还激起了下层阶级的广泛怨恨。当然，它对内需的拉动只是说给天真的人们听的。
国企方面，政府同样注入了极大的财政资源。既包括用五花八门的行政手段限制甚至消灭竞争---如关停并转中小企业；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财政资助方式，如债转股、直接拨款2000亿增加国企资本金。明显具短期色彩的手段之后，国企赢利水平象魔术一般地扭转。2001年度，国企盈利从99年的900亿增至2330亿。但数字后面的事实是：前10名垄断企业占其中的1900亿；国家重点支持的前500名大企业盈利2400亿元。就是说，剩下的6万多家国企平均盈利只有1万元。在资源向大型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下，已隐约可见俄罗斯寡头经济的轮廓。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采取的所有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人民币汇率政策了。它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慷慨赞扬，虽然国内对其利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一个极其重要却被忽视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坚挺对各阶层的影响截然不同。
在外贸依存度指标已达40%以上、外部市场变动剧烈的情况下，人为的外汇管制令各阶层经历了一次财富再分配。可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是，人民币坚挺直接打击和剥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最大的竞争优势，它源于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同时也完全因为中国人对低工资收入的超强忍耐力。因为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下层劳动力的价格却被人为高估，阻断了以经济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人口压力的信道，人为限制了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渠道和工资上涨。考虑到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有的绝对份额，这一代价可能相当巨大，而且不仅是经济上的代价。
低收入阶层承担了人民币坚挺的全部代价，但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另一部分人---尤其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却享受了人民币坚挺的绝大部分好处。中国进口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民币坚挺大大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农民和下层阶级却与这种消费完全无关。同时，人民币坚挺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并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和权贵资本有利，如电信等垄断企业。在城市，几乎所有生产和消费领域都与进口密切相关。人民币坚挺大大刺激了城市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大概是许多外国资本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中国中产阶级的真实原因。但具样板意义的中产阶级，其基础并不牢靠，因为这是一次汇率管制导致的突击性财富转移。从长期看，农业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汇率的问题，但人民币的人为坚挺在这几年极大地加剧了农业问题，是不容置疑的。
看清了这样的真相，难道还能认为，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吗？人民币没有贬值，仅说明了中国以人为控制的外汇管制，维持了强国形象吗？
中国经济近几年的不同寻常表现，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当时，曾有让人瞠目结舌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有凋弊的民生。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维持一个高增长的GDP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通过轮番使用一系列手段，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维持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被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七上八下(7%之上8%之下)。但一枝独秀并不那么令人放心。(来源：《时代周刊》，2004年1月) 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