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的前景不容乐观】
2004-05-11 12:17:06
尽管香港回归已经多年，但香港和国内不同政治文化的调适并没有多大的进展。邓小平最早认识到了不同政治文化的问题，因此才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他当时希望，在这一构架下，两种政治文化可以先共存，然后加以调适，最后达到和谐。
特区政府的运作没有预期想象的那样顺利，原因之一是第一次一国两制的政治试验，香港本身和中央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国内方面，两地的经济整合越来越高，很多人就麻痹大意，认为香港对中国日渐增长的经济依赖性足可以解决许多问题。而且，香港产生政治问题时，中央首先想到的是用经济的方法调整关系。
香港方面，特区政府倾向于紧跟中央。在自治的构架下，特区政府本应有很多的自主权，但一些政策的试验并不成功，于是就转向中央，希望中央政府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帮香港解决一些问题。这样的心态和作为影响了香港的自治性，也使香港产生了国有企业的现象。
回归后，香港的社会主流是在富裕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没有老一代那样的艰难经历---他们把富裕视为当然，并不认为困难应当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要求经济福利和民主并没有什么矛盾。在这样一种代际心态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特区政府，要把经济和政治挂钩显得很困难---通俗地说，就是很难用经济方面的福利收买人心，要求他们放弃政治上的要求。
由此看来，对香港问题的认识不仅中央和香港之间有差异，不同代际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掌握政权的老一代并不一定清楚认识到新一代人的要求。台湾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尽管陈水扁政府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方面搞得一团糟，但人民还是会投向阿扁，原因就是人们把经济生活和政治偏好完完全全地分离开来。
香港的情况是，尽管特区政府和中央在恢复香港经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香港的经济也正在恢复，但香港的中产阶级仍显示出对民主的偏好。这种情况下，获得最大政治好处的是民主派等政治团体。当然，经济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与独立和统一问题无关。
在新的政治文化影响下，香港人越来越难认同中央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方式。对香港人来说，政治多元主义---用不同的方式(包括媒体和示威游行)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不违法，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了问题，要在法治的架构内解决问题；但中央利用法治解决香港问题方面的经验似乎不足。
在国内，最通用也是最简便的，是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也是香港民主化的争论开始不久，中央急于提出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爱国主义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意识形态，非常高调，一旦使用，就很难从上面下来，本来可以用法律的途径解决的问题，就具有了敏感的政治性。前些时候对香港领导权参与资格的讨论，完全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可以堂而皇之地规定，只有香港公民才有资格参与领导权的竞争，拥有外国护照的香港居民就没有这样的权利，这样做，中央能接受，香港公民也能接受，任何国家和地区对参与政治领导权的资格都有这样那样的规定，把法律问题转化成意识形态问题，就把问题搞糟了。
还有，中央经常使用的抓一小撮或幕后黑手的政治手段，也和香港的法治文化相矛盾。和意识形态的方法一样，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同样也是危险的。只要有政治的地方就会有政治组织者，这些组织者就是所谓的黑手。抓黑手的方法有其严重的后果：1、为自己制造出一个明显的敌人或敌方阵营；2、既然是有我方和敌方的分歧，两者的互动就会变成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游戏；3、更为严重的是，这场争斗发生在一国两制的构架内，即使是弱的一方也能找到自己生存的制度和社会基础，就是说，双方的争斗难以短时期内见分晓。长期的争斗不仅影响香港，也影响中国，影响两者的关系，结果就会变成两败俱伤的互动。现实地说，即使不考虑香港问题的外在性，仅就香港和国内的关系来说，前景不容乐观。现在，中央和香港民主人士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而且，双方都在努力寻找和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为未来的较量做准备，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香港《信报》经济评论)Back
特区政府的运作没有预期想象的那样顺利，原因之一是第一次一国两制的政治试验，香港本身和中央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国内方面，两地的经济整合越来越高，很多人就麻痹大意，认为香港对中国日渐增长的经济依赖性足可以解决许多问题。而且，香港产生政治问题时，中央首先想到的是用经济的方法调整关系。
香港方面，特区政府倾向于紧跟中央。在自治的构架下，特区政府本应有很多的自主权，但一些政策的试验并不成功，于是就转向中央，希望中央政府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帮香港解决一些问题。这样的心态和作为影响了香港的自治性，也使香港产生了国有企业的现象。
回归后，香港的社会主流是在富裕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没有老一代那样的艰难经历---他们把富裕视为当然，并不认为困难应当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要求经济福利和民主并没有什么矛盾。在这样一种代际心态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特区政府，要把经济和政治挂钩显得很困难---通俗地说，就是很难用经济方面的福利收买人心，要求他们放弃政治上的要求。
由此看来，对香港问题的认识不仅中央和香港之间有差异，不同代际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掌握政权的老一代并不一定清楚认识到新一代人的要求。台湾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尽管陈水扁政府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方面搞得一团糟，但人民还是会投向阿扁，原因就是人们把经济生活和政治偏好完完全全地分离开来。
香港的情况是，尽管特区政府和中央在恢复香港经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香港的经济也正在恢复，但香港的中产阶级仍显示出对民主的偏好。这种情况下，获得最大政治好处的是民主派等政治团体。当然，经济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与独立和统一问题无关。
在新的政治文化影响下，香港人越来越难认同中央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方式。对香港人来说，政治多元主义---用不同的方式(包括媒体和示威游行)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不违法，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了问题，要在法治的架构内解决问题；但中央利用法治解决香港问题方面的经验似乎不足。
在国内，最通用也是最简便的，是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也是香港民主化的争论开始不久，中央急于提出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爱国主义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意识形态，非常高调，一旦使用，就很难从上面下来，本来可以用法律的途径解决的问题，就具有了敏感的政治性。前些时候对香港领导权参与资格的讨论，完全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可以堂而皇之地规定，只有香港公民才有资格参与领导权的竞争，拥有外国护照的香港居民就没有这样的权利，这样做，中央能接受，香港公民也能接受，任何国家和地区对参与政治领导权的资格都有这样那样的规定，把法律问题转化成意识形态问题，就把问题搞糟了。
还有，中央经常使用的抓一小撮或幕后黑手的政治手段，也和香港的法治文化相矛盾。和意识形态的方法一样，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同样也是危险的。只要有政治的地方就会有政治组织者，这些组织者就是所谓的黑手。抓黑手的方法有其严重的后果：1、为自己制造出一个明显的敌人或敌方阵营；2、既然是有我方和敌方的分歧，两者的互动就会变成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游戏；3、更为严重的是，这场争斗发生在一国两制的构架内，即使是弱的一方也能找到自己生存的制度和社会基础，就是说，双方的争斗难以短时期内见分晓。长期的争斗不仅影响香港，也影响中国，影响两者的关系，结果就会变成两败俱伤的互动。现实地说，即使不考虑香港问题的外在性，仅就香港和国内的关系来说，前景不容乐观。现在，中央和香港民主人士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而且，双方都在努力寻找和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为未来的较量做准备，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香港《信报》经济评论)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