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论三种社会体制】

2004-06-11 14:16:45    

79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请我写一篇500字左右的文章，谈谈中国可能的变化。为此，我访问了广东省，并思考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写一篇500字的文章预测中国将来会发生什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愿意写这篇文章。但他们一直督促我，希望我能写一点东西。1981年的4、5月间，我写完了文章的初稿，大大超过了500字，有两万多字。把这篇文章交给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之前，我把它寄给在美国的一些同事，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劝我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他认为，根本不能用经济学的理论预测中国。弗里德曼虽没说不要公开发表，但也认为我可能是世界上对中国前途最有信心的经济学家了。还有另一位教授是华盛顿大学的巴泽尔，他认为我的结论可能不对，但理论和逻辑非常正确，从学术角度讲，应该把这篇文章公之于众。很多人看了我的初稿，但只有一位教授同意我的结论，这个人就是科斯。1982年2月我把文章寄给了伦敦，他们出版了一本小小的书。
这本书里，我非常肯定地预测中国一定会实行市场经济，并且会有类似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出现。到83、84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些现象，显示中国确实可能转变为市场经济。1984年时这本小书就非常有名了。
预测或解释一个经济体系的演进，比解释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现象难得多。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如舒尔茨，坚持认为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的变迁问题。我的一位学生诺斯教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就想要解释经济史中经济制度的变迁，但我不知道他的书到底想说什么。还有两位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位是斯蒂格勒、一位是贝克尔，他们已工作了很多年，希望能发展出一种关于制度的理论，以解释经济体制的演进，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
如果回答刚才那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怎样变化时，首先要在恰当的领域寻求理论主题，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这个专业里面，有很多人喜欢预测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说错了，没有任何人会记得他们，但说对了，就一下子成名了。我也想试一试，随便瞎说，说对了的话一下子就可以成名。1929年一个人恰好预测出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因此一下成名，你仔细看他的历史，会发现这个人过去10年中每年都在谈论大萧条的问题。
198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在想这些问题，突然间，我把交易成本分成两个部分时，就意识到这个理论诞生了。当时的结论是，只要邓小平坚持把中国的大门一直敞开，那么就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因为交易的成本只有两种，一个是我们不知道别的制度的运作信息及其所带来的成本，打开国门后，就很容易了解其它经济系统的运作信息，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那本书里，有一个非常长的章节探讨了制度变迁的基础理论问题。
1983年11月，香港的中文报纸请我写一些中文文章，把经济学的道理介绍给中文读者。我以前从没有用中文写作过任何东西，当时有人笑话我，说我的中文文章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加之我对现代中文不是很熟悉，文章里放了很多古汉语的东西，和现代汉语揉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写作风格，很多人还喜欢这种风格。不少学生就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说只是因为我不会现代白话文。
文章84年2月初发表，在香港和内地产生了很大轰动，当天打到办公室的电话整天未停。文章的中心是解释为什么中国不允许大家听邓丽君的歌。1983年中国各个大城市都在播放她的歌，但政府不允许播放，因为他们认为邓丽君的歌会污染中国人的精神。按马克思的定义，邓丽君不是资本家，她是一位工人。但她工作一个小时就可以赚好几百万块钱，她没剥削任何听她歌的人，也没有剥削任何买她歌唱会票的人。那些资本家或公司管理人员都恨不得给她下跪，求她和他们签约，所以就要问剩余价值到底在哪里。当然卡尔-马克思的时代，披头士乐队还不存在。因为这么多人对邓丽君的歌有这么大的反响，我才决定用中文写这个现象。
之后我开始专门写一些关于中国发展变化的文章。但你们要记住，我是在81年的理论框架基本成熟之后才写这些文章的。84、85年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其实用的是81年完成的理论框架。到现在为止，我写了100多篇文章解释和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因为推测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所有预测都是准确的，从来没犯过任何一个错误---也由于我的预测太准了，很多人都以为政府在听我的。其实我并不是他们的顾问，或者其它什么之类的。
在这以后，北京也派人到香港和我谈一些事情，但我坚决认为经济学家没有办法改变世界的，我也认为邓小平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如果回顾一下，会发现要把中国从那种状态下改变过来，在非常短的时期内产生这么大的变化，还是在一个人75岁以后做的，实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刚好生得逢时，在恰好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使用恰当的语言，也刚好知道恰当的理论而已。从82年到95年、96年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我担心的一直是中国的改革推进得不够快。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希望改得慢一点，但我希望快一点，越快越好。那些建议走完全渐进道路的人，其实对经济学理论不够了解。在社会经历巨大变迁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人都希望出来讲几句话，但很多人讲的都是垃圾。
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1、私有产权体制：假如这杯水是我的，我想喝也好，想卖给别人也好，以任何价钱卖给别人然后把钱放进我自己的口袋里也好，想怎么样都可以，这就是私有产权的精神。你可以拥有它，只要你给我足够的钱，与你是否性感或其它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如果没有任何人真正拥有这杯水会怎么样呢？很多人就会去竞争来得到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有价值的---这种竞争过程会导致租金的消散。消散到什么地步？就是为得到这杯水花去精力的价值刚好等于这杯水的价值，这杯水的价值就相对消耗到零了。经济学有个公共品理论，当时我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共产权。
2、第二种体制：这种体制下，这杯水的分配按社会等级进行，论资排辈。所有一切都按这种级别排列，好比行政管理人员分很多级，技工、教育也分很多级。例如，有的人拥有五栋房子，我只有一栋，在私有产权社会里，他就比我排得高。但第二种体制下，产权分配由等级制度界定(人们对某个物品或物业的权利，根据他的管理排级决定，而不是根据谁拥有或谁付多少钱决定)。这种制度下，人的权力不相等，他们不得不靠等级制度下的排序减少租金消耗。这个系统下，人在法律面前也不是平等的。也许可以探讨纪律(如家庭纪律、军队纪律)，但这种体制下，不可能讨论法律，法治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的不同是按私人拥有的产权来区分，反而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并不是说私有产权体制更好，只是说这种体制下，人与人之间的产权拥有不平等；也不是说后一种体制不好，只是说这种制度下，人的权利必然不可能平等。中国进行的改革过程中，惟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把一个靠社会等级排序的社会变成靠产权拥有排序的社会，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很多美国人都在谈论经济改革应如何迅速进行，他们谈论这些问题时，其实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3、第三个体制：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序，也不完全根据产权来排序，而是根据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这是我担心的。这种体制下，产品被分成很多的不同种类，不同种类的产品对应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如这个官员是管手袋的，另一个官员是管表的，而且许多管制已经制度化了，甚至外汇管制也被分成很多级。一旦有了管制，贪污腐化就有了方便之门。贪污进行一段时间以后，贪污的权力就慢慢地被定义下来(也就是你贪污这一领域，我贪污那一领域)。有的地方甚至到了什么地步呢？比如说我有权控制手袋进口的话，我甚至可以把这种权力转卖给另一个人。还可以到什么地步呢？有的人甚至可以写临死的遗言说，这个权力将来归我儿子。在巴拿马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他们把贪污的权力分配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官员A负责星期一、二、三的管制，三天的贪污都由他自己收，官员B管星期四、五、六，也定义得非常好。贪污权力定义得最好、最严密的国家是印度。在印度，很多政府拥有的国企里面，多数产品的价格都低于市场价，官员可直接从差价获益。首钢、杭州丝绸等企业里也有很多类似的问题。
我不反对贪污腐化，反对的是滋生腐败的管制。如果政府建立了这种管制，我也是那里的一个官员，那么我也会贪污的，我甚至坚信，我会贪污得比其他人更有效、更厉害。真正消除贪污的办法是取消政府的管制。比如，要消除走私中的腐败问题，他不能不知道经济走私市场是怎样运作的；要知道，走私市场有非常标准的价格，他们每天都在进行交易，你甚至可以买保险保你走私货物的安全。要消除这个领域的贪污，只能取消进口的控制。印度的问题并不只在于贪污腐败，主要问题是腐败的权力已被很好地定义为一种制度了。
印度探讨经济发展的问题已经50多年了。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中做了很多尝试。他们有民主，好像随时都在选举，但他们有一个完全界定好了的贪污体制。从一个靠社会等级配置资源的体制转化为一个靠私有产权来分配资源体制的过程中，中国也会触及类似印度的体制。这是我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的情况。85年中国对产品进行分类，86年这种所谓的分类---如工业品、外汇等，做得更细致了，不同产品对应不同的管制，明显走向印度之路。88年4月的北戴河会议上，邓小平打算把所有的价格管制全部取消，这是非常大的动作，只有这样做才能切断走向印度之路。
但问题是，国企或相关官员在价格管制中得到了很多的利益，并因此把孩子送到英国、美国留学。取消价格管制的话，这些人的孩子在英国、美国怎么生活呢？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也不要用这些权力了。 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早期一些束缚中国的困难已经不存在了，早期的利益集团也没有了，管制价格的人也没有了。之所以没有了，是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支撑价格管制系统。国企亏掉了那么多钱，特殊利益集团已没多少可贪污的了，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使政府想要把亏损国企送给别人，也没有人想要。
民主制度下，你知道你的任期有几年时间，从你被选上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贪污腐化，希望在任期之内把该捞的都捞回去---印度、印尼、南韩都是这种情况，有了权力马上就贪污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最上层的没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仔细检查一下如进口控制或出口控制什么的，无法想象其复杂程度。在上海，对金融市场细枝末节的控制完全扼杀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其实处理这些小问题惟一需要的就是勇气，赶快取消管制，小问题就都解决了。
弗里德曼讲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市场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下至上的；计划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上至下的。要想发展市场经济，惟一需要做的是把障碍都推到一边去，让市场自由发展，它自然就会成熟。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障碍清理掉，而不是控制它。从上面控制市场，而市场本身是从下往上发展的，两种力量在中间相碰，问题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问题的原因，如果你去上海参观一下，就可以发现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问题写成一本很大的书。
93年我陪弗里德曼去了成都，与当时的四川省长有过探讨。弗里德曼非常善辩，但省长先生驳倒了他。弗里德曼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嘛。省长反驳说，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缠在一起，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当然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当时我是翻译，我有答案，但我不想让教授难堪，所以我没有说出来。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