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停水事件拷问“地方政绩观”

2005-11-29 09:30:41    

11月13日下午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着火爆炸事故的后续影响在不断扩大，由于爆炸事故发生后，一部分有毒物质随现场救火用水流入松花江，造成部分江段污染，以至于哈尔滨市被迫停水四天。从媒体近日报道情况来看，此次爆炸事件有两点令人担忧。一是吉化爆炸既然造成污染，为何不公开？二是既然爆炸发生在11月13日，为什么停水公布时间已经是11月22日了，这段时间市民生活用水是否符合安全标准？而哈尔滨市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推迟发布停水时间的原因却是：时值招商引资关键时期及旅游旺季，所以当时没有公开。

连日来，松花江特大水污染事件所揭露的黑幕愈来愈大。据报导，哈尔滨市政府官员在吉林化工厂爆炸后不久就知道江水受污染，但隐瞒真相，最后纸包不住火才公开真相。据悉，中央已下令彻底调查事件，追究相关人士责任。中国政府周五派出国务院工作组至哈尔滨，小组成员中包括纪律成员，显示将展开相关疏失的惩处。

哈尔滨停水事件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连日来，松花江特大水污染事件所揭露的黑幕愈来愈大。据报导，哈尔滨市政府官员在吉林化工厂爆炸后不久就知道江水受污染，但隐瞒真相，最后纸包不住火才公开真相。据悉，中央已下令彻底调查事件，追究相关人士责任。中国政府周五派出国务院工作组至哈尔滨，小组成员中包括纪律成员，显示将展开相关疏失的惩处。哈尔滨市一名宣传官员辩称，当初说停水是因为“维修管道”并非有意隐瞒真相，“维修管道也是为了看有毒物质是否超标”。根据海外媒体的报导，由于“维修管道”的公告缺乏可信性，市民半信半疑，反而令恐慌加剧，引发抢购饮水潮。哈尔滨市政府21日晚间再紧急开会，终于在凌晨达成共识，对外公开停水的真正原因是江水受污染。据了解，领导这支调查小组的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他说中国领导人密切关注这次事件，而且十分重视。

与此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周六（26日）抵达哈尔滨，并且视察一个供水站。他说：我希望你们尽一切努力，确保市民享用安全和可以喝的水。哈尔滨市市委书记杜宇新表示，按照计划，哈尔滨周日（27日）晚11时左右将恢复供水。

更令人担忧的是，松花江含苯江水汇入黑龙江后将在27日到达俄国远东区城市比罗比詹，预计在出海前至少影响数百万俄国民众生活。克里姆林宫已宣布远东区有关城市25日起进入紧急状态，俄国总统普京指派的特使已在远东区组织特别紧急委员会。据最新消息，外交部长李肇星26日约见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时表示，松花江水质污染事故发生后，中方封堵了污染物排放口，加大上游水电站的下泄流量，以减轻水污染影响。

用“倒逼机制”处理公共危机是对民众的极不负责

回顾这起事件，这不过是又一次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公共危机。吉林石化方面始终斩钉截铁地否认爆炸污染了水源，由此导致的各种应急措施和信息公开的滞后却带来了更大的公共危机。也就是说，这次危机处理，沿着的是一种反向的“倒逼机制”而不是正向的信息传递机制：先是哈尔滨市从20日开始出现地震谣言，再是当地辟谣和21日、22日两次理由不同的停水通知，接着才是国家环保局的通报，最后才是吉林省和中石油的道歉。在此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一再迟误，危机迅速地显示它的威力，因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或许一时将无法消弭。再往前进一步，企业出于自利的目的，隐瞒和封锁消息并不奇怪，对事故的判断出现失误也不奇怪。但问题是，灾难和危机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在迅速地和正确的信息赛跑，一旦灾难的速度超过危机信息传递的速度，大规模的人员、健康和财产损失可能就在须臾之间，上至高官下至庶民，都难言幸免。此时，再通过传统的“倒逼机制”，固然可以问责，但是挽回不了人们的健康、财产和生命。信息传播的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0万公里，但人为的阻碍却使它寸步难行。因此，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危机到来时，是否我们只能被迫听命于企业和地方的“局部理性”，用什么机制、用多少种方式和渠道才能确保危机到来时绝对的信息公开畅通无阻？

现有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不能高效解决“环境危机”

第二个问题是：像哈尔滨这样一个几百万人口的省会城市遭遇如此的环境危机，在国内恐怕是第一次。但我们谁能保证它是最后一次？《中国青年报》11月24日报道，初步摸底调查显示，我国有3亿多人饮水不安全，其中有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我国农村饮用水符合农村饮水卫生准则的比例为66%。与此同时，全国700余条河流约10万公里河长，46．5%受到污染，10．6%严重污染。近30年来，我国湖泊水面面积已缩小了30%，主要湖泊富营养化严重。另据报道，我国主要水系的大部分已是四、五类水质（四类水为重度污染，五类水则是严重污染，五类以下水“不可饮用，不可工业用，不可农业用。”已丧失水功能。科学地说，已不是“水”）；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侵蚀；340个大中城市中的60%遭到污染。我国的城市大都处在江河的中下游，而大量高污染企业却密布江河的中上游。

哈尔滨市的今日危机可以说是一次环境危机的预演。我们能防止下一次危机发生吗？万一危机再发生，我们的应急体制、信息公开体制准备好了吗？也许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话，“如果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 “我们的那一点经济积累根本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可以恢复，社会危机付出政治成本也可以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产生，就不可逆转，会成为民族灾难。”

中国迫切需要发动一场“环保民主运动”

在我国，环境污染已经远远超出了环境容量。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1/2，单位产值的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经济不稳定的系数为世界平均值的4倍以上。与此同时，我国能源浪费极大，单位能耗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如此增长方式，导致的是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危如累卵。 我们很多人都自豪地宣称中国是“世界工厂”，但现实是，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和制度，产品出厂后，剩下的很可能是一个满地狼藉的“世界垃圾场”。在中国经济增长神话的背面，有这样一幅悲惨的景象：它的主要水系的大部分已是四、五类水质（四类水为重度污染，五类水则是严重污染，五类以下水“不可饮用,不可工业用,不可农业用。”已丧失水功能。科学地说，已不是“水”）；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侵蚀；340个大中城市中的60%遭到污染。

分析认为，认识到这种“破坏性发展”的害处容易，要遏制住这辆疯狂失控的经济列车却难。在一些地方、一些官员那里，疯狂的财政和政绩利益追逐和GDP崇拜已使他们不顾一切，除了“大干快上”上项目造政绩增长财政收入，其它一切在他们眼里没有任何位置。它已经远远地脱离了法制和行政监管的轨道，胡冲乱撞，祸害深重。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单靠自上而下的监管力量，以人数之寡对付各地方人数甚众的官员，显然 “无济于事”，而且中央和地方的艰难博弈及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更显得监管“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