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改革除了“批判”更多的应该是“创新”

2005-12-05 09:31:28    

五中全会召开后，“社会公平”被推到空前的高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指责“改革”的声音亦被看作是“体现公平”的灵丹妙药。回顾这一年中国老百姓的酸甜苦辣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2005年的中国城乡居民，对于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的忍耐，已经逼近极限。于是，那些登高一呼，向高昂费用背后的惟利是图者说不的人，自然就成了明星。可以肯定，近期中央电视台正在热评的“年度经济人物”中，敢于指出错误，对构建和谐社会献计献策的公众人物肯定会榜上有名……

易宪容勇斗高房价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社科院知名学者易宪容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一方面，他勇斗房地产开发商，仗义执言高房价对中国经济的危害，这是被消费者尤其是尚未买房的城镇居民高度称赞的；另一方面，他是搞金融研究的，他的很多观点是以金融机构的稳定，甚至金融机构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他主张提高利率。这样的主张既让开发商心惊胆战，更让消费者惊恐不已。尽管如此，易宪容仍然称得上中国向高房价说“不”的主流经济学家第一人。2004年7月30日，易宪容一篇“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的文章，震惊社会各界，成为他向高房价开战的第一炮。到了2005年，易宪容进一步将矛盾对准地方政府，认为房地产暴利是地方政府对财富的掠夺。在关于房价走势问题的大讨论中，易宪容更是语出惊人，认为上海的房价应该下跌50%，北京的房价应该下跌30%。他还认为用不了几年，老百姓就可以买得起房子。

当然，易宪容的预言至今没有实现，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接连出台的调控政策，加上以易宪容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和舆论的呼吁，在整个房地产领域，开发商和消费者形成严重的对峙局面。开发商严守高房价，不肯降价；消费者捂紧口袋，不肯买房。这种观望气氛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2005年房地产市场的增长幅度全面下滑。另外，由于太过明显的暴利，加上某些开发商的不当言论，房地产开发商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形象一落千丈。

张保庆痛斥高学费

相信在2005年8月29日之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的知名度只能局限在特定的领域。这一天之后，他的知名度突然大范围扩散，成为更加知名的人。因为在这一天，张保庆公开点名批评了8个省市对国家助学贷款不那么重视的问题，引起轩然大波。张保庆也成了继审计长李金华之后又一被媒体称为“敢讲真话?而出名的高官。在这之后，张保庆继续对高学费问题进行严厉的批评，相关言论被媒体广泛报道和转载。张保庆8月29日在记者会上直抒胸臆的时候，已经快要退休，有媒体借此猜测这是张保庆的告别演出，因为快退了，所以说了真话。这样的观点遭到张保庆本人的反驳，他说自己一直是讲真话的。张保庆的辩白，我们姑妄听之，但是纵观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我们认为，张保庆的表现，应该是“人之将退其言也善。尽管如此，作为教育部的高官，能够说出如此严厉的话语，实属难能可贵。再反过头来看中国的教育，着实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20年前的大学生，不但没有学费，但如果学生因为来自贫困山区，且家境并不富裕，还有希望拿到就当时而言为数不少的助学金，大概每月有20多元。然而，20年过去了，想必助学金早已不见踪影了，学费却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架式，让一些困难家庭不堪重负。据报道，今年9月，一位考上河北大学的东北女孩子，为了省钱，两天两夜只吃了两块干馍，结果饿晕在火车上。还有比这更惨的，有学生因为缴不起学费、不愿意增加父母负担，竟然选择了自杀。种种高学费扼杀教育的案例，难怪我们的教育部长会如此愤怒。

学术机构否定医改

昨天的《亚博专题论述》我们已经提到，一个富有的家庭为了拯救病患的生命，在短短的60多天内，花掉了500多万元的医疗费。这绝对可以称作是2005年医疗卫生界发生的最具轰动性的新闻。有人为此发表文章说，“富人从此也怕了医院，穷人就干脆等死”。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城乡居民的心头之患。在贫穷的农村，农民患了重病无钱医治，在家中等死，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新闻。

2005年7月29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一则新闻，新闻称，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与的一个研究课题即将发布报告，该报告认定：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立即引起轰动。之后，“医改不成功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迄今为止，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相关机构并没有公开发布这个报告，但是，有关人员能够将这个观点向新闻界透露，已属难得。

大转折的重要关头明确方向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2005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转折的开始。因为这一年，由房价、学费、医疗费折射出的社会矛盾，前所未有地、大范围地以一种激烈的社会舆论的方式表现出来了。这实际上是对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一次大反思。也就是说，以前奉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越走越艰难了。公平优先，事实上得到了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的认同和推崇。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公平，如何在公平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如果在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保护我们的环境，这条路更加艰难。另外，正是因为改革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政府就需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把握住方向。但众所周知，所谓的攻坚，并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此外还有能源、电信、土地等行政性垄断领域的改革。

在现有“内部人决策”的程序之下，我们许多所谓的改革缺乏的恰恰不是宽容失败，而是决策时对法律的敬畏、遵守和对改革失败的问责。如2000年3月，湖南省衡阳县以“工商体制改革”的名义，将5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分流，34名违规招收、调入的关系户人员，却堂而皇之地留了下来。还有许多地方的公车改革，也是集体决策，但走的都是“自利自肥”的道路。此外还有集体决策引进污染项目、贱卖国有资产等等。颇具意味的是，2005年度深圳绩效审计报告表明，政府经营项目亏损严重。已提交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这份报告披露：资金使用绩效低下、经营项目亏损严重、公共资源被违规占用和政府工程被层层转包等问题令人忧虑。

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元到5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大量的政府楼堂馆所和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其中许多都是符合现有“内部人决策”的程序的，虽然许多并不合法。但我们却鲜见有人为此负责。

社会改革一定要体现“民主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