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来临的重要前提是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2005-12-20 09:30:45
一个重要的政策导向已离中国经济和各行业微观主体越来越近：中国政府将采取多项“富民政策”，刺激内需，改善消费不振的局面。当然，如何“富民”，富哪部分民，都要等到明年三月“两会”公布“十一五”规划建议细则才能大白天下。但如果此举最终获得落实，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它意味着过去几十年以GDP为导向的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终结……
关注未来经济增长动力
一方面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物价水平持续向下、企业投资持续不减、中国产品贸易天下；另一方面产能过剩造成企业利润不断下降、供给过剩导致产品价格下落、国际贸易摩擦四起。有人惊呼，目前国内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持续，而通货紧缩更会让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进入下行轨道。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是否进入下行轨道当然是见仁见智，如果在数据处理、参照点的有所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从表面上看，目前的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增长也如以前一样快速，但是其中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如钢铁、化工等投资周期性较明显的行业，受宏观调控之影响，早几年的投资已经处于收尾阶段，这不仅使得所需要的投入要素往往是国产的，而且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被国内投资形成的产能所替代，这就使得国内需求上升及进口减少。
然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国内不少行业产能过剩、CPI降低，并没有降低国内需求的增长。无论是从投资还是从消费及出口来看，其增长幅度都高于同期。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中，产品过剩、产能过剩应该是一种常态。通过这种产能过剩、价格下行，市场才能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健全起来。
目前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那种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是否能够持续？特别当国际金融市场汇率不确定性增加、贸易摩擦的政治化及知识产权纠纷不断时，未来的进出口贸易是否能够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极？还有，目前国内市场不少行业的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与房地产宏观调控后相关产业供求关系变化上，如钢铁、建筑材料、电解铝等产品的价格调整。也就是说，当以房地产为单一增长模式的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极又在哪里？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内需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1998年以来，“扩大内需”一直是国内政府最为关注的重心。但是国内内需扩大是什么呢？早些时候有人提出为教育，也有人认为是产品的更新换代与升级，如汽车、住房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其可持续性与否又出现了问题。
提高农民收入绝非易事
最近有人认为，要扩大中国的内需，就需要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局面，即中国要掀起“新农业运动”。这种观点从中国的人口结构、农民消费水平和农民消费与城市居民消费的差距性、农民收入水平差距性来寻找扩大内需的条件。
可以说，从理论上与经验上来说，这种观点是没有多少问题的，即只要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业人口的内需扩大了，只要这部分人口的消费水平达到目前国内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只要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足以达到这种消费支付的能力，那么中国的内需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但是农民收入水平如何来提高？
这几年来，“三农”问题一直都是政府政策的重中之重，如农业税的减免、农民进城务工便利、农产品价格保护等，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这些政策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仍然是十分微小。最近，在“十一五规划”中同样把“三农”问题作为今后几年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并希望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内部深化改革及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等来改变目前农村之现状，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但是这些长期政策要想短期内来达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目的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仅农业人口基数大、素质低，而且这些人口多数处在中国整个现代文明的边缘。目前国内农民不仅本人无法分享国内经济快速增长成果，而且他们的贫穷正在代代相传，即在不公平社会环境内没有均等提升自己及家庭的机会。有人说，农民的收入水平取决于农民劳动生产率。但是在一个既定的制度环境和自然条件下，农民没有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其劳动生产率要短期内提高是不可能的。农民收入水平不提高，来扩大农民内需作为经济增长极是不可能的。
突破口在于中央财政政策的倾斜
央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居民储蓄已经超过13万亿元。与巨额居民储蓄想对应的是消费率连续多年走低。十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接近20个百分点。在这方面，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政府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上。不论是医疗、教育价格的降低，还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都取决于政府财政的公共程度，财政的公共程度越高，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越广，民生的改善和消费对GDP的贡献就越显著。
我们现在是否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财力？答案是肯定的。2004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已达26000亿元（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而与我们比邻的印度，年财政收入才12000亿卢比（1美元兑换45卢比），最近都已经出台的一项新政策：政府必须给农民每人每年发放不少于100天的工资。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证明，政府的财政投资于人，投资于公共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才是最高效率、最少浪费的投资。但问题是，政府财政的公共程度不仅取决于财力，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体制本身。现行行政主导的财政体制，本身就是公共财政的最大障碍。经济学家指出，扩大消费并不似拉动投资这般简单，归根结底，拉动投资是政府的权力增加了，而扩大消费则要求政府采取富民政策，把钱拿出来给大家花，是主动地放权。然而，靠政府的主动放权来达到公共财政所要达到的目标，谈何容易。因此，确定新的社会发展方向，只是改革深入和持续稳定的第一步，比确定新的社会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如何再造真正的公共财政体制。
形势已逐渐明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从明年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政府将投巨资加强农村道路、饮水、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这些方面，主要是从增收角度考虑，但光有增收是远远不够的。在大学教育、城市医疗等方面的垄断如果不彻底打破，这两方面的巨额消费仍然会成为居民身上沉重的负担，从而影响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在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因素中，除收入外，居民消费心理、消费倾向、消费预期等非收入性因素也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目前中国在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消费定价过高，这成为集纳居民储蓄、挤压消费的重要原因甚至主要原因。如果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等问题不能解决，消费的口子就打不开。只有解决老百姓的这些后顾之忧，人们才能敢于花钱。而教育、医疗垄断的打破，从根本上又取决于相关领域决策体制的彻底改变。过去几十年，相关领域的改革基本上走的都是部门决策的道路，结果越改到后来，部门利益集团的影子越深，老百姓的负担越重。
总的来说，一切都已经变得非常明朗，改革能否深入持续下去，明天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迎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时代”或曰“内需时代”，根本上取决于政府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决策体制改革。这也就是改革的“深水区”。改革仍在过大关，我们也绕不过这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