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成为农村稳定大难题
2007-03-16 09:53:52
“群体事件”是中国官方对于发生在农村的15人以上暴乱隐晦的称呼。过去中国官方对于农村的暴乱采取的不向外界承认和封锁消息的作法，不过近来态度突然转变，不仅公司承认了这一现状，还公布了一些统计数据。这既是中央执政方针的转变，也说明农村群体性事件已经非常严重了……
官方意识到，农村群体性事件有失控的危险
最近发生的一起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湖南省永州市上星期发生的官民冲突。中国官方新华社近日也少有地报道了该事件。报道称，永州市零陵区珠山镇部分村、居民9日上午因对民营安达客运公司擅自提高客运票价不满，聚集拦截该公司客运车辆。当地政府得知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责令安达客运纠正擅自加价行为。安达客运11及12日恢复原价运营，但部分民众仍然认为票价不合理，再度聚集拦截车辆，极少数不法分子乘机打砸、烧毁客车，当地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安车辆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当地政府组织官员劝阻民众。劝阻无效后，警方依法传讯了打砸、烧毁客车的为首者。至此，围观民众逐步散去，事态逐步平稳。截至目前，当地民众情绪稳定，生活正常。在整个事态中，没有人员死亡。据在京参加“两会”的湖南省长周强证实，当地确实发生官民冲突，但规模不大，只有数百人。不过据香港媒体称，永州发生的骚乱事件，共有两万人参与，并导致一名学生死亡，十多人受伤，期间当局派遣军警进入骚乱区珠山镇，实行军事管制。
群体事件近年在中国农村频繁发生。从官方的数据来看，从1993年到2003年，15人以上的群体事件去年已增长到8.7万起，并且其中99%以上的群体事件是由民众利益受侵害引起。而最新的数据显示，2006年1至9月，全国处置群体性事件1.79万起同比降22.1%，但农民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全国1至9月有38.5万人次农民参与群体性事件，居各类参与人员之首。本届中央领导集体自执政以来采取许多有利于“三农”问题的措施，包括连续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注“三农”，包括取消农业税，增强农民的医疗等福利制度的建设等。这些措施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让近两年发生在农村的群体性事件有所缓和，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由于社会变型的加速和众多历史问题的作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诱因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事态并没有根本的转变。甚至有时候让人觉得这种频发的暴乱有脱离政府控制，向更恶化演变的危险。
官方认识到，农村群体性事件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总数的62%，如果从人口构成上来算，中国现在还算是一个农业国家。新中国从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的“二元制”的发展战略，即农村支持城市和国家的发展。这使得中国的农村发展长期在速度和质量上落后于城市。而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多的，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更集中在近十几年当中。之所以在这个的趋势，主要是近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发展速度最快，社会变型最剧烈，但也同时是社会发展最不均衡的时期。而且，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的价值观混乱，社会风尚日渐败坏。中国的农民，受教育机会少，整体素质低，再加上这些社会的大背景，对于事务本质和是非的判断能力比较差，因此客观上比较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
但是我们要承认的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国大陆2006年1月至8月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工资、福利待遇等基本生活费问题引发的事件占总数18.88%；因征地、搬迁问题引发的事件占15%；因企业改组、改制、兼并破产问题引发的事件占7.66%；因民间纠纷问题引发的事件占5.96%；因争夺矿、林、水、草场、土地问题引发的事件占4.82%；因集资、股票问题引发的事件占2.32%。在农村，去年七成的农村群体事件都是因征地而起。一些地方政府低价收购耕地后，再高价卖给开放商，更有地方政府，征地后给农民打“白条”，引起农民极端不满。而地方政府在遇到群体集体抗议事件后，态度粗暴，不肯放下姿态与民众协商，往往导致冲突更为激烈。中国的农民总体上是很淳朴的，长期被灌输着“民不与官斗”的思想。当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初期他们总是忍受和退让的。因此，套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让农民采用暴力手段与国家机器对抗，大多数时候一定是农民被逼的忍无可忍和已经无路可退的时候了。在中国，什么样的人能够让农民到如此地步呢？那一定是不体恤民情，粗暴执政的某些官员和那些与权力有着某种联系的利益集团。
官方请做到，用疏导而非封堵来对待农民诉求
社会运动并非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很多国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都经历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今天中国的社会运动有其自身的特点。尽管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也就是说政府努力控制改革的步伐，但这并不是说政府总是可以预见改革的各种结果的，也不是说政府有能力控制由改革引发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如果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由政府的改革政策引发的，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已经超出政府所预期的范围。
中国发展的目标对内是让人民实现全面小康，对外是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崛起的前提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如果农村和其它地区的这种群体性事件不断恶化而引发内乱，那么一切设想都是空中楼阁。如果我们认定原因是七分人祸，那么就从人和做起。中国政府已经在全面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运动。作为国家的管理者，用和谐社会的概念来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第一是要加强各级政府，尤其是贴近农村地区乡镇政府的执政水平和能力，以服务于人民为基本出发点；第二就是要认真对待农民的诉求。中国农民的诉求一定要有一个有保障，有回复，公平的渠道来直通政府的相关机构。中国的历史典故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把它们把翻出来，研究研究，不难找到舒缓农民情绪的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