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吹响收入制度改革攻坚战号角

2006-05-30 09:36:08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近期发布报告称，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警戒线，在0.4左右。针对中国国内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日趋剧烈，中共中央政治局26日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四大原因

两极分化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经引起了对于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价值判断和评价分歧。收入分配公平目标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公平是一种权利，指具有法权性质的事先机会面前的平等权利；对于转轨的社会而言，就市场化进展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关系来说，存在事先的机会不平等意义上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公平又包含在事后结果上的水平均等。而形成事后不均等意义上的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与市场化有着深刻的联系，他认为，越是强调市场竞争的效率提升，在一定条件下，事后的不均等便越突出，所谓收入分配上的公平与效率难以兼得，指的主要是这种事后的收入分配均等目标与竞争性的效率目标间的冲突。

从我国的改革发展历史进程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归结有四：

第一，发展性原因，即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收入分配的失衡加剧，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显著特征的二元性经济，成为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深刻原因。

第二，增长性原因，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的要素对于经济增长贡献作用提高速度和程度不同，导致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增长的速度及程度不同。中国的改革对资本和劳动效率的提升都产生了影响，但资本的效率提高程度以及相应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长程度远远高于劳动。所以，若收入分配与要素的贡献直接相联系，那么，资本要素的掌握者所获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应的就要数百倍的高于劳动要素的收入增长，因而必然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既是增长中贡献不同的必然，也是市场化的必然，既是增长中要素效率提升不均衡的必然，也是市场体制性转型进程深化的必然。

第三，体制变迁性原因。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在不同方面和不同领域，市场化的进展程度及完善程度不同，因而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公平性不同，事先机会均等程度不同，相应地特权对法权的排斥、垄断对竞争的否定、权钱交易以及各种腐败的产生，都必然扩大转轨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市场化进展不够深入和完善，包括与市场经济文明要求相适应的法治制度等不完善所致，而不是市场化的必然。这是事先机会不均等所导致的事后事实上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第四，收入结构性原因。伴随改革开放，人们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元化，除劳动外，资产性收入日益提高；此外，除一般体力劳动外，人们的人力资本投入形成的差异日益成为收入差别的重要原因；另外，风险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等都开始成为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其中特别是伴随所有制改革，伴随民营资本的积累，伴随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造，资产性及投资性收入越来越成为社会高收入阶层的重要收入基础，并且所占比重还在逐渐上升，不同阶层之间的资产占有差距日益扩大。

收入分配变化的历史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证明，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近几年我国居民新增储蓄额一直居高不下和消费需求不断下降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消费倾向高，由于社会收入过分集中在高收入阶层，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就会下降，就引起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并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利润率下降，下岗失业增加，导致通货紧缩，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普通工人(包括农民工)收入低并且长期收入增长缓慢，虽然在一定时期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出口(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但是从长期看，却是不宜持久。一是这种竞争力会遇到外部世界的双重阻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成本竞争和发达国家的所谓反倾销限制)；二是不利于扩大内需；三是这种低劳动成本实际上降低了企业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的动力，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四是不利于中华民族教育和卫生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可持续发展不利；五是不利于社会安定和和谐发展。

现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基础、要素决定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经济体制，而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多、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政府必然会发挥作用。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怎样在推进整个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又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这15年的历史证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一方面，是所有制结构变化和市场调节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政府行为不当的结果，例如不能有效遏止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不能有效制止因国有资源、环境监管不力造成的房地产、煤炭等资源性行业的暴利等，不能有效遏止企业的偷漏税行为等。从最近制定的“十一五”规划看，我国已进入了调整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关系的新阶段。扩大国内需求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成为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手段；而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则可成为扩大内需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最重要手段。

构建“纺锤型”社会检验改革成败

26日的会议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只能以加快发展、提高发展均衡协调性来克服。源于增长性因素形成的收入差距，必须更多的依靠政府等非市场的机制和力量来处理源于市场竞争效率提升的分配差距扩大的矛盾。源于体制性因素形成的收入差距是市场化不足不完善所致，而不是市场化的必然。

布什政府内部对胡温新政稳定性的其中一个评估，就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愈趋严重，尽管现时中国已跃升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迄今大陆还有以亿计民众生活在贫穷线之下。

对于这个关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问题，胡温高层焉能不摆上议事日程。当然，这样敏感的话题，政治局的新闻公布不会直接谈及，只是迂回地指出：“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地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纵观政治局整个新闻公告，竟然没有“贫富悬殊”这四个字，这是中国的特有国情，但这并未削弱胡温高层对解决贫富悬殊的决心。

要改善内地的贫富悬殊，也要从改革着手。当年邓小平“让部分人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中国的“均贫”现象；现在也要透过改革，达到整体改善生活水平的目的，用官方的话，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