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价格疯涨之忧
2007-05-30 10:29:25
在2007这个股市火爆的金猪年，猪肉似乎也成了“金猪肉”。进入5月以来，多数省区市猪肉价格同比大幅上涨，有些城市的猪肉价格已经达到历史最高点。猪肉价格究竟缘何毫无前兆地上涨？政府又将如何解决这道民生难题？面对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又该做怎样的观察和思索呢？……
猪肉价格也疯狂
“五一”长假后，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大城市猪肉价格不断上涨，短短几个星期每公斤就涨了5元至8元。目前，上海市场上的猪肉批发价格已达到每公斤16元，同比上涨七成左右，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而在青岛，猪肉价格达21元/公斤，创下10年来最高价，而半个月前每公斤才15元。
部分省市猪肉价格一览
省/市 价格(元/kg) 省/市 价格(元/kg)
北京 15.70 长春 20
上海 16 武汉 20
浙江 16 哈尔滨 15.6
广州 18 石家庄 18
南京 20 长沙 19
济南 18 海口 18
沈阳 16.70 以上数据为5月22日之前均价
对于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农业部认为，主要是由于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影响、养殖成本增加、猪肉消费需求上升等原因造成的。据农业部监测，近期主要“菜篮子”产品价格总体上保持平稳，但不同品种价格走势有差异。近一段时间，蔬菜价格呈下降趋势，作为我国肉类消费的主要品种的猪肉价格上涨，特别是5月中旬以后，上涨幅度较大。据综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规律影响。2006年上半年，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低迷，5月生猪价格跌入最低谷，为5.96元/公斤，养猪业处于亏损状态。下半年价格逐步回升，生产开始恢复，由于繁殖饲养周期约需一年时间，目前的生猪价格仍处于运行周期的上升期，这次价格波动是去年以来周期波动的反映。二是养殖成本增加。去年底开始，作为主要饲料原料的玉米价格持续攀升，到今年５月份已达到每公斤1.55元，比上年同期上涨16%左右。据调查，出栏一头肥猪，仅饲料成本就比去年同期增加40－50元。三是市场需求拉动。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国内猪肉消费呈增长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1-4月，农村居民猪肉消费同比增长15.1%，北京市猪肉消费同比增长10%。四是受去年上半年养猪比较效益低的影响，一些地区农户生猪饲养有所减少。
引发市场对其拉动CPI再撞警戒线之忧
持续上涨的肉禽类价格正引发市场对其可能推动CPI按年涨速突破4%之忧。而我们分析认为，由于在目前居民的消费结构中，肉禽类制品的消费比重已经超过了粮食，反映到CPI中，大约占到CPI代表品的8%左右。以今年4月肉禽类制品同比上涨17.6%计算，大约拉动当月的CPI上涨1.4个百分点，而4月当月的CPI涨幅只有3%。由于肉禽类养殖过程存在一个周期，可以预计，未来数月内还将为CPI带来不小的上涨压力。
事实上，持续上涨的肉禽类价格已经引起高层警觉。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就当下的生猪生产和猪肉供应提出了七点意见。指出，生猪生产和市场供应事关群众生活，影响全局，不能掉以轻心。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认真做好这项工作。一要切实抓好生猪生产，对饲养母猪给予适当补贴，保护母猪生产能力；二要组织好猪肉和其他副食品的市场供应，做好采购工作，增加市场投放，切实做到不断档、不脱销；三要严格控制玉米深加工的盲目发展，确保国内市场饲料供应；四要加强市场质量和价格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搞好检验检疫，严肃查处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五要加强猪肉等副食品生产需求和价格的监测，完善应急预案；六要关心困难群体的生活，根据猪肉价格上涨情况，适当提高低保标准；七要加强舆论引导，全面准确报道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反映各地区各部门采取的措施，维护社会稳定。
引发对本轮宏观调控政策的反思
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清议认为，近期各地猪肉价格飙升绝不简单。浅一点讲，由私人汽车持续快速增长拉动的燃油供应短缺刺激了生物燃料的供给增长，由此带动粮食价格持续上涨，令生猪饲养利润空间大幅萎缩，于是，供不应求下的猪肉价格不能不相应上涨。统计数据显示，最近10年国内私人汽车总量累计增幅高达7.04倍，这可能在消费领域是增长最快的。另一方面，在粮食产量较10年前呈现负增长的情况下，生物燃料的快速崛起已成为建国以来除城市人口增长外一个新的而且是相当危险的粮食需求增长因素。
深一点讲，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加快，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加上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具有十足的刚性，并且相当持久。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供不应求以及通货膨胀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供给，准确地说是在扩大投资的基础上增加供给。然而，自2003年开始的本轮宏观调控政策，似乎忘记了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供给不足的矛盾，相反却听信了外资势力关于投资过热这一别有用心的判断，以至于错误地坚持以限制固定资产投资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他相信，猪肉价格上涨只是这一政策一系列不良后果的表象之一。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本轮宏观调控政策错误地接受了所谓现代货币数量理论的影响，准确地说是接受了美国中右经济学的影响，大意地认为放弃追求过高的就业目标，并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就可以避免所谓“加速的通胀”。然而，只需一点就可以证明该等宏观调控政策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想想看，为什么“九五”时期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累计增长率高达122.16%，比最近5年的增长水平还要高，可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却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呢？这不能证明货币数量对中国价格水平的影响是颇为次要的吗？而要想证明本轮宏观调控政策的错误有很多路径。他强调的是，针对上一轮高通胀（即1985～1995年）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虽然也使用了货币政策，而且就储蓄存款名义利率而言是颇为罕见和强硬的，但并没有将调控的重点放在限制固定资产投资上。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在以居民储蓄存款保值及利息财政补贴政策的同时，维持了相对较低的贷款利率，以此鼓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因此，才能以储蓄推迟消费并在缓解消费增长的前提下加快供给增长的方式成功地抑制通货膨胀。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八五”时期年均36.9%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特别是针对日用工业品的大规模投资，由1985年工资改革引发的上一轮高通胀不会在1996年宣告结束。统计数据表明，1988年的CPI为18.8%，1994年则高达24.1%，而1996年大幅降至8.35，次年再降至2.8%。值得注意的是，“八五”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是以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31.82%的持续快速增长为重要背景的，其中既有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因素，也有企业贷款的增长因素。换言之，那一时期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针对居民储蓄的，所采取的手段是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的财政补贴，但企业正常的贷款利率并没有相应上涨。这种在鼓励居民更多储蓄的同时鼓励投资并因此快速增加供给的做法，与目前的货币政策以及宏观调控政策有很十分明显的区别，同时也给出了本轮宏观调控政策的错误所在。
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储蓄既是推迟的消费，也是明天的消费。如果今天的储蓄在明天转换为消费，是不是会改变明天的消费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不是约束价格，而是刺激价格上涨以致发生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呢？应当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储蓄率，决定了远期通胀压力远远要比眼前大得多。
实际上，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不断增加银行体系的债务压力，包括通过持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导致央行债务压力，与商业银行因利率上升导致存贷比例过分宽松。统计数据显示，到2006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比例已由2002年过高水平得76,83%快速降至较低水平的67.15%，并且存在降至65％以下的过低水平的可能性。如果说居民增持股票是储蓄搬家的话，那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就是流动性搬家，其结果不是从根本上消化通货膨胀因素，而是在抑制当前通胀的同时为今后的通胀蓄积力量。
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储蓄能够正常地转化为投资，用以增加明天的供给，那么，即使今天的储蓄转换为明天的消费，明天的消费也不至于面对供给不足，当然也不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的问题是，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在鼓励居民增加储蓄的同时也在制约储蓄向投资的转换，加上较多行政色彩的其他宏观调控政策手段同样以限制投资为重点，于是，在由此导致供给增长不足的前提下，未来价格水平必将由于推迟的消费转换为现时的消费而失控，以至于未来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也在持续加大。
所谓通货膨胀，并不是什么货币供应泛滥，而是生产不足或者供不应求；所谓通货紧缩，也不是什么货币紧缩，而是生产过剩或者供过于求。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抑制伴随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存在的通胀压力，惟一正确的出路就是增加供给，当然也是扩大投资。
正如清议先生所言，没有什么错误比坚持错误更可怕。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经济工作中犯错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都不容轻视。但重要的是善于听取反面意见，并及时纠正错误。在以往长期的宏观经济实践当中，陈云曾一再强调：“特别要听取反面的话”，并指出：“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
猪肉价格也疯狂
“五一”长假后，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大城市猪肉价格不断上涨，短短几个星期每公斤就涨了5元至8元。目前，上海市场上的猪肉批发价格已达到每公斤16元，同比上涨七成左右，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而在青岛，猪肉价格达21元/公斤，创下10年来最高价，而半个月前每公斤才15元。
部分省市猪肉价格一览
省/市 价格(元/kg) 省/市 价格(元/kg)
北京 15.70 长春 20
上海 16 武汉 20
浙江 16 哈尔滨 15.6
广州 18 石家庄 18
南京 20 长沙 19
济南 18 海口 18
沈阳 16.70 以上数据为5月22日之前均价
对于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农业部认为，主要是由于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影响、养殖成本增加、猪肉消费需求上升等原因造成的。据农业部监测，近期主要“菜篮子”产品价格总体上保持平稳，但不同品种价格走势有差异。近一段时间，蔬菜价格呈下降趋势，作为我国肉类消费的主要品种的猪肉价格上涨，特别是5月中旬以后，上涨幅度较大。据综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规律影响。2006年上半年，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低迷，5月生猪价格跌入最低谷，为5.96元/公斤，养猪业处于亏损状态。下半年价格逐步回升，生产开始恢复，由于繁殖饲养周期约需一年时间，目前的生猪价格仍处于运行周期的上升期，这次价格波动是去年以来周期波动的反映。二是养殖成本增加。去年底开始，作为主要饲料原料的玉米价格持续攀升，到今年５月份已达到每公斤1.55元，比上年同期上涨16%左右。据调查，出栏一头肥猪，仅饲料成本就比去年同期增加40－50元。三是市场需求拉动。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国内猪肉消费呈增长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1-4月，农村居民猪肉消费同比增长15.1%，北京市猪肉消费同比增长10%。四是受去年上半年养猪比较效益低的影响，一些地区农户生猪饲养有所减少。
引发市场对其拉动CPI再撞警戒线之忧
持续上涨的肉禽类价格正引发市场对其可能推动CPI按年涨速突破4%之忧。而我们分析认为，由于在目前居民的消费结构中，肉禽类制品的消费比重已经超过了粮食，反映到CPI中，大约占到CPI代表品的8%左右。以今年4月肉禽类制品同比上涨17.6%计算，大约拉动当月的CPI上涨1.4个百分点，而4月当月的CPI涨幅只有3%。由于肉禽类养殖过程存在一个周期，可以预计，未来数月内还将为CPI带来不小的上涨压力。
事实上，持续上涨的肉禽类价格已经引起高层警觉。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就当下的生猪生产和猪肉供应提出了七点意见。指出，生猪生产和市场供应事关群众生活，影响全局，不能掉以轻心。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认真做好这项工作。一要切实抓好生猪生产，对饲养母猪给予适当补贴，保护母猪生产能力；二要组织好猪肉和其他副食品的市场供应，做好采购工作，增加市场投放，切实做到不断档、不脱销；三要严格控制玉米深加工的盲目发展，确保国内市场饲料供应；四要加强市场质量和价格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搞好检验检疫，严肃查处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五要加强猪肉等副食品生产需求和价格的监测，完善应急预案；六要关心困难群体的生活，根据猪肉价格上涨情况，适当提高低保标准；七要加强舆论引导，全面准确报道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反映各地区各部门采取的措施，维护社会稳定。
引发对本轮宏观调控政策的反思
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清议认为，近期各地猪肉价格飙升绝不简单。浅一点讲，由私人汽车持续快速增长拉动的燃油供应短缺刺激了生物燃料的供给增长，由此带动粮食价格持续上涨，令生猪饲养利润空间大幅萎缩，于是，供不应求下的猪肉价格不能不相应上涨。统计数据显示，最近10年国内私人汽车总量累计增幅高达7.04倍，这可能在消费领域是增长最快的。另一方面，在粮食产量较10年前呈现负增长的情况下，生物燃料的快速崛起已成为建国以来除城市人口增长外一个新的而且是相当危险的粮食需求增长因素。
深一点讲，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加快，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加上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具有十足的刚性，并且相当持久。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供不应求以及通货膨胀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供给，准确地说是在扩大投资的基础上增加供给。然而，自2003年开始的本轮宏观调控政策，似乎忘记了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供给不足的矛盾，相反却听信了外资势力关于投资过热这一别有用心的判断，以至于错误地坚持以限制固定资产投资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他相信，猪肉价格上涨只是这一政策一系列不良后果的表象之一。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本轮宏观调控政策错误地接受了所谓现代货币数量理论的影响，准确地说是接受了美国中右经济学的影响，大意地认为放弃追求过高的就业目标，并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就可以避免所谓“加速的通胀”。然而，只需一点就可以证明该等宏观调控政策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想想看，为什么“九五”时期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累计增长率高达122.16%，比最近5年的增长水平还要高，可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却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呢？这不能证明货币数量对中国价格水平的影响是颇为次要的吗？而要想证明本轮宏观调控政策的错误有很多路径。他强调的是，针对上一轮高通胀（即1985～1995年）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虽然也使用了货币政策，而且就储蓄存款名义利率而言是颇为罕见和强硬的，但并没有将调控的重点放在限制固定资产投资上。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在以居民储蓄存款保值及利息财政补贴政策的同时，维持了相对较低的贷款利率，以此鼓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因此，才能以储蓄推迟消费并在缓解消费增长的前提下加快供给增长的方式成功地抑制通货膨胀。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八五”时期年均36.9%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特别是针对日用工业品的大规模投资，由1985年工资改革引发的上一轮高通胀不会在1996年宣告结束。统计数据表明，1988年的CPI为18.8%，1994年则高达24.1%，而1996年大幅降至8.35，次年再降至2.8%。值得注意的是，“八五”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是以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31.82%的持续快速增长为重要背景的，其中既有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因素，也有企业贷款的增长因素。换言之，那一时期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针对居民储蓄的，所采取的手段是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的财政补贴，但企业正常的贷款利率并没有相应上涨。这种在鼓励居民更多储蓄的同时鼓励投资并因此快速增加供给的做法，与目前的货币政策以及宏观调控政策有很十分明显的区别，同时也给出了本轮宏观调控政策的错误所在。
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储蓄既是推迟的消费，也是明天的消费。如果今天的储蓄在明天转换为消费，是不是会改变明天的消费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不是约束价格，而是刺激价格上涨以致发生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呢？应当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储蓄率，决定了远期通胀压力远远要比眼前大得多。
实际上，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不断增加银行体系的债务压力，包括通过持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导致央行债务压力，与商业银行因利率上升导致存贷比例过分宽松。统计数据显示，到2006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比例已由2002年过高水平得76,83%快速降至较低水平的67.15%，并且存在降至65％以下的过低水平的可能性。如果说居民增持股票是储蓄搬家的话，那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就是流动性搬家，其结果不是从根本上消化通货膨胀因素，而是在抑制当前通胀的同时为今后的通胀蓄积力量。
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储蓄能够正常地转化为投资，用以增加明天的供给，那么，即使今天的储蓄转换为明天的消费，明天的消费也不至于面对供给不足，当然也不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的问题是，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在鼓励居民增加储蓄的同时也在制约储蓄向投资的转换，加上较多行政色彩的其他宏观调控政策手段同样以限制投资为重点，于是，在由此导致供给增长不足的前提下，未来价格水平必将由于推迟的消费转换为现时的消费而失控，以至于未来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也在持续加大。
所谓通货膨胀，并不是什么货币供应泛滥，而是生产不足或者供不应求；所谓通货紧缩，也不是什么货币紧缩，而是生产过剩或者供过于求。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抑制伴随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存在的通胀压力，惟一正确的出路就是增加供给，当然也是扩大投资。
正如清议先生所言，没有什么错误比坚持错误更可怕。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经济工作中犯错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都不容轻视。但重要的是善于听取反面意见，并及时纠正错误。在以往长期的宏观经济实践当中，陈云曾一再强调：“特别要听取反面的话”，并指出：“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