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改两周年路越走越顺
2007-07-20 10:06:25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转眼汇改已近两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比汇改前升值9.4%。企业、银行、居民多数顺利度过升值考验。然而，面对顺差不降反增的挑战，宏观调控必须拿出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来应对……
出口企业基本度过“升值初体验期”
汇改两周年，人民币升值超过9%。出口企业基本度过“升值初体验”期。不同管理、议价、避险能力的企业逐渐拉开差距。中国产业进入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洗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再次主导生死存亡。
还记得在升值刚开始曾流行一时的预言：“人民币升值5%，大批出口企业将倒闭、数以百万计的民工将失去工作……”而一年前，就在学界为“升值影响”争论不休之时，央行已悄悄派出调查小组走访密布东南沿海的出口企业。调查结果虽未公布，却通过各种渠道、从官员的讲话中传递出来。不同出口地区、类型、规模的企业受到的影响程度相差很大，但总的来看，出口企
业抗击“升值风险”的能力大大超过预期。
央行官员曾表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比较优势的转移因素。打比方说，日元升值，日本出口的部分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比较优势转移到中国、东南亚等地。导致日本顺差减少，其余地区顺差扩大。如果中国也延续这种路子，顺差理应缩小。
但问题是，去年升值约3.3%，在中国纺织、机电等产品比较优势略有降低后，周边国家没有接过“接力棒”。比较优势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内地，整个国家的顺差仍在增大。这也体现出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出口竞争力之强,一时还没有对手。
2006年、2007年至今，中国贸易顺差分别以年增73.8%和84.6%的速度迅速扩大，月度顺差不断创出历史新高。这反映出升值的“破坏力”没有预期中那么大，企业总体出口竞争力并未下降。事实上，对于中国内地这样巨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升值经验是无从借鉴的。决策必须从本国经济特点出发。对中国而言，升值不妨作为改善贸易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做大做强、降低能耗的契机。
中国出口企业的突出特点是加工贸易占半壁江山，其对顺差的贡献也超过一半。而加工贸易仅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价格、众多的投资优惠，因而受到升值影响较小；但其对产业和贸易政策反应可能更大，例如减少优惠政策、加征环保税收。合理控制高能耗类型加工贸易，减少贸易顺差，一方面能够为人民币升值“减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产业升级。
汇改将继续深化
中国的流动性压力从未像现在这样大，货币政策“出镜率”也从未像现在这样高。但要从源头上抑制顺差增长，比起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甚至升值，更重要的是汇率弹性的增加。
人民币对美元今年以来升值3.2%，顺差却仍没有缩小的趋势。央行新近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2663亿美
元，同比多增1440亿美元，外汇形势的严峻有增无减。
顺差迅速增加被部分归因于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有一些企业赶在政策调整之前“抢出口、抢结汇”。而企业这种行为说到底还是受升值预期的推动。从长期看，如果不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采取多元化、市场化的手段逐步放松管制，日后积攒的问题会愈加复杂。
因此，汇改还要继续深化，增加汇率弹性比单纯升值更能有效缓解外汇流入压力。对此央行的态度是一致的，将来的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还会有序的增加。
我们认为，政府需用市场化的方法来化解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如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根据市场供求推出相关的人民币交易品种等，通过政府有效的引导和示范，形成更为合理的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铃也认为，汇率的升值并不等同于汇率机制的改革，目前人民币汇率处于单边升值的态势，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还不够大，也暗含了很多市场及系统风险。合理的汇率决定机制，是解决目前外汇问题的根本，但这个机制的形成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市场等多方面的配合，而非简单的政策导向。
“减顺”还需多方配合
顺差的源头仍在国内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事实已经证明，单纯依靠汇率政策不能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政府调控已经显示出这样的方向，即依靠货币、财政、产业、外贸等多种政策，多管齐下。
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汇价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国内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造成了多余的产品必须出口。
因此，从源头上“堵住”顺差增长，首先要启动消费。这需要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增强消费的意愿。其次要进行外贸政策的清理。一直以来我国外贸政策是奖励出口、限制进口，这种思路必须扭转。政府对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体现了这种转变。另外还要对外汇存量进行“疏导”。目前政府的思路是从国家、银行、企业、个人多种渠道化解外汇增长压力。具体措施包括QDII、组建外汇投资公司、鼓励企业“走出去”，藏汇于民等等。
国家大力倡导走出去的战略，各部门机构也开始了积极的尝试。不过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进行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改变
发展战略是最为关键的。
目前，多种配合政策的出台说明了政府市场化意识和调控手段的进步，而企业和其它机构也应在意识和行动上做出相应调整。但由于一些企业和机构的不理性导致了政策实施的不畅，只有加强理念革新、丰富相关产品的平台、完善其它辅助机制才能缓解人民币升值及外汇储备的压力。此外QDII新规的颁布也给加快外汇运用带来希望。虽然目前QDII的实施遇到了人民币升值、物价指数及其它投资渠道的挑战，不过只要机构精于研究，不断竞争，一定能更好的吸引国内投资者。
出口企业基本度过“升值初体验期”
汇改两周年，人民币升值超过9%。出口企业基本度过“升值初体验”期。不同管理、议价、避险能力的企业逐渐拉开差距。中国产业进入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洗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再次主导生死存亡。
还记得在升值刚开始曾流行一时的预言：“人民币升值5%，大批出口企业将倒闭、数以百万计的民工将失去工作……”而一年前，就在学界为“升值影响”争论不休之时，央行已悄悄派出调查小组走访密布东南沿海的出口企业。调查结果虽未公布，却通过各种渠道、从官员的讲话中传递出来。不同出口地区、类型、规模的企业受到的影响程度相差很大，但总的来看，出口企
业抗击“升值风险”的能力大大超过预期。
央行官员曾表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比较优势的转移因素。打比方说，日元升值，日本出口的部分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比较优势转移到中国、东南亚等地。导致日本顺差减少，其余地区顺差扩大。如果中国也延续这种路子，顺差理应缩小。
但问题是，去年升值约3.3%，在中国纺织、机电等产品比较优势略有降低后，周边国家没有接过“接力棒”。比较优势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内地，整个国家的顺差仍在增大。这也体现出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出口竞争力之强,一时还没有对手。
2006年、2007年至今，中国贸易顺差分别以年增73.8%和84.6%的速度迅速扩大，月度顺差不断创出历史新高。这反映出升值的“破坏力”没有预期中那么大，企业总体出口竞争力并未下降。事实上，对于中国内地这样巨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升值经验是无从借鉴的。决策必须从本国经济特点出发。对中国而言，升值不妨作为改善贸易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做大做强、降低能耗的契机。
中国出口企业的突出特点是加工贸易占半壁江山，其对顺差的贡献也超过一半。而加工贸易仅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价格、众多的投资优惠，因而受到升值影响较小；但其对产业和贸易政策反应可能更大，例如减少优惠政策、加征环保税收。合理控制高能耗类型加工贸易，减少贸易顺差，一方面能够为人民币升值“减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产业升级。
汇改将继续深化
中国的流动性压力从未像现在这样大，货币政策“出镜率”也从未像现在这样高。但要从源头上抑制顺差增长，比起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甚至升值，更重要的是汇率弹性的增加。
人民币对美元今年以来升值3.2%，顺差却仍没有缩小的趋势。央行新近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2663亿美
元，同比多增1440亿美元，外汇形势的严峻有增无减。
顺差迅速增加被部分归因于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有一些企业赶在政策调整之前“抢出口、抢结汇”。而企业这种行为说到底还是受升值预期的推动。从长期看，如果不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采取多元化、市场化的手段逐步放松管制，日后积攒的问题会愈加复杂。
因此，汇改还要继续深化，增加汇率弹性比单纯升值更能有效缓解外汇流入压力。对此央行的态度是一致的，将来的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还会有序的增加。
我们认为，政府需用市场化的方法来化解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如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根据市场供求推出相关的人民币交易品种等，通过政府有效的引导和示范，形成更为合理的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铃也认为，汇率的升值并不等同于汇率机制的改革，目前人民币汇率处于单边升值的态势，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还不够大，也暗含了很多市场及系统风险。合理的汇率决定机制，是解决目前外汇问题的根本，但这个机制的形成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市场等多方面的配合，而非简单的政策导向。
“减顺”还需多方配合
顺差的源头仍在国内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事实已经证明，单纯依靠汇率政策不能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政府调控已经显示出这样的方向，即依靠货币、财政、产业、外贸等多种政策，多管齐下。
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汇价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国内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造成了多余的产品必须出口。
因此，从源头上“堵住”顺差增长，首先要启动消费。这需要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增强消费的意愿。其次要进行外贸政策的清理。一直以来我国外贸政策是奖励出口、限制进口，这种思路必须扭转。政府对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体现了这种转变。另外还要对外汇存量进行“疏导”。目前政府的思路是从国家、银行、企业、个人多种渠道化解外汇增长压力。具体措施包括QDII、组建外汇投资公司、鼓励企业“走出去”，藏汇于民等等。
国家大力倡导走出去的战略，各部门机构也开始了积极的尝试。不过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进行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改变
发展战略是最为关键的。
目前，多种配合政策的出台说明了政府市场化意识和调控手段的进步，而企业和其它机构也应在意识和行动上做出相应调整。但由于一些企业和机构的不理性导致了政策实施的不畅，只有加强理念革新、丰富相关产品的平台、完善其它辅助机制才能缓解人民币升值及外汇储备的压力。此外QDII新规的颁布也给加快外汇运用带来希望。虽然目前QDII的实施遇到了人民币升值、物价指数及其它投资渠道的挑战，不过只要机构精于研究，不断竞争，一定能更好的吸引国内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