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再度成为显学是复兴还是商机？
2007-12-28 10:01:51
2007年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阅读热当然可以在前几年的读书潮流中找到其源头,到了今年则江河横溢､蔚为大观,央视“百家讲坛”像哈利波特手中的魔棒一样,制造了于丹和易中天近乎神话的奇迹｡历史读物和儒学经典的热销推动了公众阅读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而公众的热情则进一步证实了目前广泛存在着传统文化需求的社会心理基础……
国学历经劫难再度成为显学
百余年来,国学经典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可谓江河日下,一落千丈｡过去说学而优则仕,所谓学,就是国学,就是四书五经｡那时,优秀人才都去读国学了｡后来有了另一种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变化原因之一是西方文明给我们带来了科学和民主,即“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随着德赛二先生的到来,国学经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学在很多人的眼里不仅无益,甚至有害了｡许多有识之士,他们在探索中国近现代以来贫弱的原因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对准了中国文化,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学特别是儒学,更是首当其冲｡在这个时期,国学经历了种种磨难,被人泼了许多脏水,直到后来的“文革”,更把传统文化当做封建残余扫地出门｡
那时不要讲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即使曾经被认为具有“人民性”的作家,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那时,也有人出来讲《论语》,可惜不是把《论语》煲成一锅“心灵鸡汤”,而是给孔夫子戴上一顶“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的帽子｡当年受到批判的,甚至不止于儒学经典,还有《三字经》､《千字文》､《名贤集》､《弟子规》､《女儿经》等这一类所谓“大众儒学”｡
也许真是物极必反｡最近十几年,国学的社会地位却是越来越提高了｡各地办了很多国学院或孔学院,有些甚至办到了国外｡也有人不遗余力地推动读经运动,几岁的小孩子都被送去读经了｡
传统文化成为公众重新获得民族认同的重要符号
百余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寻求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发展｡这种历史上的迫切性一度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毛泽东也承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观｡直到1980年,中国再次被强行拉入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发展进程,还是将西方作为现代化或现代性发展的目标｡
从科学民主到市场经济,都是我们从西方这个老师那里拿来的｡但是,这种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发展在中国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先是革命理想和信仰的瓦解,继而是拜金主义和消费至上的横行,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道德焦虑之中｡在整个社会向“钱”看的时候,一部分人开始向后看｡事实上,回归红色传统的努力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松过,但效果有限｡于是,有人开始将目光转向更遥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即所谓国学,特别是儒家学说,希望能为社会主导价值观提供可资利用的思想道德资源｡于是,传统文化就成了公众重新获得民族认同的重要符号之一｡文化传统复兴最终演变成一种商机,一种消费需求,恰是政府所垄断的传媒与出版商巧妙地利用了社会大众心理制造出来的｡
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即要打捞,更要甄别
这样看来,以全民阅读于丹或易中天为特征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其实只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一种非理性选择｡近现代文化传统中全盘否定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倾向,造成了文化传统的断裂｡现在我们要接续这个传统,就要充分肯定传统文化,包括所谓国学经典的重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其现代化的意义｡但是,也要警惕人们将其价值和意义无限夸大了,我们需要重新阅读经典,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接受的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知识的吸收,更不能把自己无条件地交给煲好一锅“心灵鸡汤”､准备灌输给我们的精神保姆。
不过，在这当中,不是没有理性的声音｡比如，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揭示：在中国,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孔孟教化下的显性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历来为文人学士所忽视的､其意识形态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隐性社会,也就是游民社会｡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战争,其最后的成功都是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的加入｡即使是20世纪中国长达20余年的农民革命斗争,也始终笼罩着游民和游民文化的阴影｡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区别于将历史审美化､传奇化､娱乐化､八卦化的游戏态度,他作为一个当代人的眼光不仅揭示了历史对于现实的约束与制衡,也拓展了现实思考的空间｡现实是作者关注历史的惟一理由,也是作者历史写作的出发点｡
大众史学面临危机
近一两年,大众史学也是公众阅读的热点之一｡易中天的书卖了几百万册,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加上网络写作的推波助澜,公众对通俗历史读物的热情似乎仍在升温｡吴思､李亚平､张鸣､李零､王学泰､姜鸣､谭伯牛､张宏杰､萨苏､梅毅(赫连勃勃大王)､端木赐香､完颜绍元､当年明月……造就了数量可观的读者群,然而,他们也是被读者“捧”出来的｡他们的职业､身份､学养各不相同,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推动了历史写作的通俗化进程｡
但是,大众史学也面临着某种危机：
首先表现为以央视“百家讲坛”以及部分网络写作为代表的将历史审美化､传奇化､娱乐化､八卦化的游戏倾向｡这种倾向发展下去甚至可能断送了大众史学写作的前途｡历史叙事需要想象力,需要鲜活生动的细节,需要平等的与读者交流的姿态,需要感性的现场描述,但是,历史叙事更需要冷静的思考､睿智的见识以及对史实应有的尊重｡
市场上大量良莠不齐的作品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一部分写作态度十分严肃的作者,也在叙事中显露出这样一种倾向｡不少历史叙述,不是以历史为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出发点｡这是大众史学和传统史学最明显的区别｡虽然传统史学也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不少作者在写古代历史时，在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方面不再追随前人结论,而用当下更加人性化的标准重新打量这些曾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于是有了新的发现｡
然而,这种叙述方式也潜藏着一定的危险性｡文学手法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易中天和于丹颇善此道,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但在当下的大众史学写作中,“想当然耳”大行其道｡经常的表现是用推论代替举证，有时是因为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太少了。如果这种情况多了,就会影响读者对于作品的认知度｡毕竟这是一种历史写作,人们总是希望见到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真相的显现,既需要见识,也需要史实,二者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