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足口疫情再次考量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
2008-05-12 09:53:38
手足口病已在安徽､河南､陕西､浙江､湖北､广东､湖南､江西､江苏､新疆､宁夏､云南､海南十三个省传播,北京及重庆也发现疫情,目前已造成26名儿童身亡,在处理手足口病的态度和速度上,政府危机的应对能力再次受到考验.
“谣言”和“谎言”之间:阜阳政府难咎其职
一起公共卫生事件,让谣言与恐慌,迅速通过网络与手机短信,弥漫在阜阳城市上空｡当地政府曾出面辟谣称:确有“几名”婴幼儿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相继夭折,且这几例病没有相互传染联系｡而市民觉得政府的公告显得有点迟缓与暧昧,因为出现在医院和幼儿园门口的宣传单的内容是“怎样预防手足口病”｡然而,随着疫情真相的逐步揭开,“谣言”与“谎言”迅即土崩瓦解｡在事件被媒体大规模报道后,人们抓住了阜阳政府的诸多处理不当猛批,而阜阳政府也“见招拆招”:4月28日阜阳市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本次疫情中市府工作的评价是“市委､市政府迅速调动全市卫生医疗资源,全力救治患儿” ｡“高度重视疾病防治工作,多次召开会议,听取专题工作汇报,对救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这让人不禁想起2004年4月底被报道的那起假奶粉事件,当地有关部门言之凿凿地站出来要吸取教训,也雷厉风行地秀了一把亡羊补牢｡可仅仅四年,同一个地方发生剧情几乎重复的悲剧,而且政府在事情发生之初的“捂盖子”手法依旧,放出所谓的专家在该市媒体上辟谣｡这类“辟谣”手法有什么作用?无非使事态更为严重罢了｡
如果说,官员想让这些民间的恐慌消停,为什么不上报国家上报卫生部,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坐医就诊呢?而是将这种病情难以控制的恐慌相继转化成为了政治恐慌,怕上报怕罢官怕这怕那,惟独不怕的是儿童的幼小生命在自己的眼前消失?事态到了无法控制的时候,阜阳相关官员们由一种政治恐慌转化成为了政治变态,为了隐瞒事实,达到安民的目的还谎称让出外避难的小孩､家长们返回故地｡自己没有把握控制住这种病情的泛滥,为什么还让那些在外避难的儿童都回家呢?拿幼小的生命开玩笑,这是一种变态,一种
人格上的扭曲｡
危机面前老实应对不能有半点胡来
这次的手足口病暴发始于安徽阜阳,很快在全国各地发现不少病例,现在虽不能断言各地手足口病之间存在流行病学上的联系,然而在交通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公共卫生管理正面临巨大的挑战｡经SARS一役,不管在社会动员､信息公开还是医疗资源的配置方面,政府和医疗机构的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都上了新台阶｡我们相信,这次的手足口病暴发必将得到有效控制,因而我们没有理由恐惧｡但在这次事件中,还是有些东西值得思考:政府有关部门的应对速度是否可以更快一些?医疗卫生机构的确诊是否能早一些?我们的公共卫生和生存环境能否更好一些?公众的卫生知识能否更丰富一些,卫生意识能否更高一些?如果每一个环节都提高一点,也许,这种集中暴发是可以避免的｡
危机面前不能有半点胡来,儿童患病并不是医生造成的,人们不会因为患病去责怪医生,但如果医生没有很好地和患者沟通,患者本应知道的却不知道,那么医生就很难说尽到了责任｡患者和医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是客观的事实,解决的方法就是信息公开｡同样,政府和患者也存在信息不对称,也有责任即时公布有关情况,不能为了“政绩”而欺骗公众,失去诚信;患者及家属则要充分理解医学问题的复杂性,像这次手足口病之所以相对比较严重,是因为致命肠道病毒EV71的分离和确诊都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况且也没有合适的疫苗｡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决定了他们不会坐视不理｡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曾乐观地认为,一些传染病已经基本消灭,余下的传染病也可以通过免疫和抗生素得到控制｡但是致病细菌和病毒显示出明显的抗药能力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新的致命病毒不断出现,旧的传染病死灰复燃｡这些现象说明,传染病远未被根除,我们应该像重视慢性病那样重视传染病｡
面对传染性疾病,我们必须老实应对,一方面固然需要政府和医疗机构积极行动起来治病救人,然而更主要的还是社会､家庭的主动参与,积极进行预防｡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不是以“治病”为主导,而是以“预防”为主导的｡而未来我国卫生工作重点也应该前移､重心往下移｡卫生工作的重点前移,就是要真正做到预防为主,即中医讲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责任政府是对生命最好的呵护
就在几天前,卫生部已正式将手足口病列为法定传染病,在这种情形下,不让患儿因家庭困难而看不起病,也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非典之后,2004年8月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对患有特定传染病的困难人群实行医疗救助,减免医疗费用”｡同时,《预算法》第三十三条也规定,各级政府预算应当按照本级预算支出额的1%~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在非典事件中,我国曾出台相关费用减免政策,这些政策的施行,有效防止了因看不起病而拒绝诊治导致更大面积的病毒传染现象｡显然,在手足口病疫情的发生已有些时日,其他一些省份也陆续出现疫情的情形下,相关的减免政策更是迫在眉睫,因为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应当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政府对责任的承担,意味着与病毒争夺公众的生命安全,因此,责任政府是对民众生命安全最有效的呵护,每一起公共事件归根到底都是对政府危机应对能力的考验,也更是对政府责任的拷问｡当疫情成为一次公共卫生事件,它本身就是政府的一条责任之链,这个链条不仅关系着政府的公信力,更维系着民众的生命安全｡可想而知的是,如果在当前疫情形势下,仅仅由于治疗费用的原因,而依然存在迟报､瞒报､谎报､拒绝诊治等现象,则无疑延误并助推疫情传播,进而将使保障民众生命安全的关口后移,使民众只身犯险｡
正是因为意想不到的事情时刻会发生,所以人们更加关注政府责任的担当｡“责任政府”从来不是只挂在嘴边的,而必然是具体而微地反映于日常的恪尽职守中｡信息的公开,积极的救治,皆在此列｡在卫生部表示“今后一段时间部分地区的手足口病疫情还可能上升”的情形下,如何最大程度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阻断其进一步的传播;政府如何尽最大可能救治已经被疫病感染的婴幼儿患者,挽救那些处于病毒折磨中的生命,的确已成为重中之重｡因为政府的责任是对生命最好的呵护
加紧预防不能影响到北京奥运
手足口病对正在筹备奥运会的中国来说又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此前的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遭抗议事件已经使中国的形象受到一点影响｡
而这种病毒通常会在6月和7月时达到高峰期,这就意味着随着天气变热,受感染的人数仍可能上升,该病毒在炎热气候条件下繁殖很快,亚洲已多次遭遇过这种病毒的侵袭,如新加坡､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这种主要威胁儿童的疾病诊断死亡原因非常困难,人们并没有表现出通常的症状｡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昨天下午表示,目前发生在中国的手足口病疫情正在得到积极控制,中国政府的防控措施是得当的，中国卫生部门也有足够能力控制疫情,而且这一事件不会对北京奥运会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安徽阜阳大部分手足口病患儿已经出院,疫情处于平稳状态,全国其他地区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目前虽然除了安徽阜阳以外,全国其他地区手足口病报告都属于正常范围,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6-7月份是手足口病的高发期,各地要从环境卫生､健康教育､积极防控等多个方面来高度重视｡
“谣言”和“谎言”之间:阜阳政府难咎其职
一起公共卫生事件,让谣言与恐慌,迅速通过网络与手机短信,弥漫在阜阳城市上空｡当地政府曾出面辟谣称:确有“几名”婴幼儿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相继夭折,且这几例病没有相互传染联系｡而市民觉得政府的公告显得有点迟缓与暧昧,因为出现在医院和幼儿园门口的宣传单的内容是“怎样预防手足口病”｡然而,随着疫情真相的逐步揭开,“谣言”与“谎言”迅即土崩瓦解｡在事件被媒体大规模报道后,人们抓住了阜阳政府的诸多处理不当猛批,而阜阳政府也“见招拆招”:4月28日阜阳市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本次疫情中市府工作的评价是“市委､市政府迅速调动全市卫生医疗资源,全力救治患儿” ｡“高度重视疾病防治工作,多次召开会议,听取专题工作汇报,对救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这让人不禁想起2004年4月底被报道的那起假奶粉事件,当地有关部门言之凿凿地站出来要吸取教训,也雷厉风行地秀了一把亡羊补牢｡可仅仅四年,同一个地方发生剧情几乎重复的悲剧,而且政府在事情发生之初的“捂盖子”手法依旧,放出所谓的专家在该市媒体上辟谣｡这类“辟谣”手法有什么作用?无非使事态更为严重罢了｡
如果说,官员想让这些民间的恐慌消停,为什么不上报国家上报卫生部,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坐医就诊呢?而是将这种病情难以控制的恐慌相继转化成为了政治恐慌,怕上报怕罢官怕这怕那,惟独不怕的是儿童的幼小生命在自己的眼前消失?事态到了无法控制的时候,阜阳相关官员们由一种政治恐慌转化成为了政治变态,为了隐瞒事实,达到安民的目的还谎称让出外避难的小孩､家长们返回故地｡自己没有把握控制住这种病情的泛滥,为什么还让那些在外避难的儿童都回家呢?拿幼小的生命开玩笑,这是一种变态,一种
人格上的扭曲｡
危机面前老实应对不能有半点胡来
这次的手足口病暴发始于安徽阜阳,很快在全国各地发现不少病例,现在虽不能断言各地手足口病之间存在流行病学上的联系,然而在交通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公共卫生管理正面临巨大的挑战｡经SARS一役,不管在社会动员､信息公开还是医疗资源的配置方面,政府和医疗机构的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都上了新台阶｡我们相信,这次的手足口病暴发必将得到有效控制,因而我们没有理由恐惧｡但在这次事件中,还是有些东西值得思考:政府有关部门的应对速度是否可以更快一些?医疗卫生机构的确诊是否能早一些?我们的公共卫生和生存环境能否更好一些?公众的卫生知识能否更丰富一些,卫生意识能否更高一些?如果每一个环节都提高一点,也许,这种集中暴发是可以避免的｡
危机面前不能有半点胡来,儿童患病并不是医生造成的,人们不会因为患病去责怪医生,但如果医生没有很好地和患者沟通,患者本应知道的却不知道,那么医生就很难说尽到了责任｡患者和医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是客观的事实,解决的方法就是信息公开｡同样,政府和患者也存在信息不对称,也有责任即时公布有关情况,不能为了“政绩”而欺骗公众,失去诚信;患者及家属则要充分理解医学问题的复杂性,像这次手足口病之所以相对比较严重,是因为致命肠道病毒EV71的分离和确诊都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况且也没有合适的疫苗｡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决定了他们不会坐视不理｡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曾乐观地认为,一些传染病已经基本消灭,余下的传染病也可以通过免疫和抗生素得到控制｡但是致病细菌和病毒显示出明显的抗药能力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新的致命病毒不断出现,旧的传染病死灰复燃｡这些现象说明,传染病远未被根除,我们应该像重视慢性病那样重视传染病｡
面对传染性疾病,我们必须老实应对,一方面固然需要政府和医疗机构积极行动起来治病救人,然而更主要的还是社会､家庭的主动参与,积极进行预防｡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不是以“治病”为主导,而是以“预防”为主导的｡而未来我国卫生工作重点也应该前移､重心往下移｡卫生工作的重点前移,就是要真正做到预防为主,即中医讲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责任政府是对生命最好的呵护
就在几天前,卫生部已正式将手足口病列为法定传染病,在这种情形下,不让患儿因家庭困难而看不起病,也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非典之后,2004年8月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对患有特定传染病的困难人群实行医疗救助,减免医疗费用”｡同时,《预算法》第三十三条也规定,各级政府预算应当按照本级预算支出额的1%~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在非典事件中,我国曾出台相关费用减免政策,这些政策的施行,有效防止了因看不起病而拒绝诊治导致更大面积的病毒传染现象｡显然,在手足口病疫情的发生已有些时日,其他一些省份也陆续出现疫情的情形下,相关的减免政策更是迫在眉睫,因为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应当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政府对责任的承担,意味着与病毒争夺公众的生命安全,因此,责任政府是对民众生命安全最有效的呵护,每一起公共事件归根到底都是对政府危机应对能力的考验,也更是对政府责任的拷问｡当疫情成为一次公共卫生事件,它本身就是政府的一条责任之链,这个链条不仅关系着政府的公信力,更维系着民众的生命安全｡可想而知的是,如果在当前疫情形势下,仅仅由于治疗费用的原因,而依然存在迟报､瞒报､谎报､拒绝诊治等现象,则无疑延误并助推疫情传播,进而将使保障民众生命安全的关口后移,使民众只身犯险｡
正是因为意想不到的事情时刻会发生,所以人们更加关注政府责任的担当｡“责任政府”从来不是只挂在嘴边的,而必然是具体而微地反映于日常的恪尽职守中｡信息的公开,积极的救治,皆在此列｡在卫生部表示“今后一段时间部分地区的手足口病疫情还可能上升”的情形下,如何最大程度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阻断其进一步的传播;政府如何尽最大可能救治已经被疫病感染的婴幼儿患者,挽救那些处于病毒折磨中的生命,的确已成为重中之重｡因为政府的责任是对生命最好的呵护
加紧预防不能影响到北京奥运
手足口病对正在筹备奥运会的中国来说又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此前的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遭抗议事件已经使中国的形象受到一点影响｡
而这种病毒通常会在6月和7月时达到高峰期,这就意味着随着天气变热,受感染的人数仍可能上升,该病毒在炎热气候条件下繁殖很快,亚洲已多次遭遇过这种病毒的侵袭,如新加坡､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这种主要威胁儿童的疾病诊断死亡原因非常困难,人们并没有表现出通常的症状｡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昨天下午表示,目前发生在中国的手足口病疫情正在得到积极控制,中国政府的防控措施是得当的，中国卫生部门也有足够能力控制疫情,而且这一事件不会对北京奥运会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安徽阜阳大部分手足口病患儿已经出院,疫情处于平稳状态,全国其他地区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目前虽然除了安徽阜阳以外,全国其他地区手足口病报告都属于正常范围,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6-7月份是手足口病的高发期,各地要从环境卫生､健康教育､积极防控等多个方面来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