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的铁腕点中中国政治体制的死穴

2008-02-26 09:57:59    

近期，刚刚上任不久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格外引人注目。从2月14日到20日短短一周时间里，从公布昆明市委所有副处级以上党政官员的职务分工情况及联系方式，到点名批评会时打盹官员、进而该名官员被勒令辞职…….一时间，仇和的这些举措引起了海内外极大的争议……

公布领导联系方式，仇和第一把火烧出春城新气象

2月14日，已是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在讲话中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作出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报纸专号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为了使更多的市民获得这份报纸，《昆明日报》对专刊进行了再版印刷。一时间，仇和新政的气象开始在春城流布。

昆明市的这一举措在国内开了先河，是当地党政机构政务作风转变的一小步。旧式的官民视野之中，仇和之于昆明，必同清官
之于百姓，厉令亲民的举动，也颇有如沐春风之幸。官威何其大，见官何其难，仇书记要让官员们站到台前，于是就有了公开
的官员通讯录，就有了脱销的报纸。仇和甫一出手，刷新的便是整座城市的官民记忆，但毕竟也只是公布了官员电话而已。深谙现实艰困的媒体和民众，难道真掂不出几个电话号码于今日破局的分量和意义？什么样的价值坐标和政治语境里，这竟会成
为一座城市的幸事和一个社会的话题？

昆明“一纸风行”，建构官民沟通无碍制度才是实质

“官”“民”互动资源缺乏，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有人将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汇编起来，就能拿去卖钱？为什么某个市长公开设立一部热线电话或公开电子信箱就能成为新闻？为什么一张刊载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报纸能够“洛阳纸贵”？正是市民对于获取官员联系方式“饥渴”的表现，也是对畅通“官” “民”沟通渠道的迫切需要，也是对政府与民众之间更多有效互动制度的呼唤。

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一是“官”“民”平等对话的基础与条件，二是任何一名官员都应向民众负责，向民众寻求其权力的正当性，接受民众的监督、质询与问责。不少地方的人代会，在具体的操作中有时并不能完全担当起促进官员与民众沟通对话的功能，难免沦为“橡皮图章”，甚至出现了在广东省两会上人大代表尖锐发言屡遭打断的尴尬场面。另外媒体也没有完全担当起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的功能。

当市民的一个电话，就突破过去某种人为的阻碍，直接找到书记或市长，其所赋予的沟通想象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质疑，昆明之举这种过份依赖或看重官员联系电话的做法，有偏于行政程序设置，假设公众所有的问题都能在具体的职能部门得以解决，那么有没有更高级别官员的电话都无关紧要。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公众对于“联系电话”的需求，不光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更是对一种通畅对话机制的渴求。如何建构一种官民之间沟通无碍的制度体系，才是昆明“一纸风行”所寓含公众诉求的实质所在。

政府与民众之间一种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其实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这也许不是公开政府官员联系电话就能承载的，但它必然进一步激活民众的想象，并以这种方式一点一滴地启迪“官智”。

会场打盹被点名批评，打盹官员倒在领导意志之下

2月20日，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因在会上打瞌睡，被仇和当众点名批评。2月22日晚7点举行的中共呈贡县纪委十一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呈贡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庆昆宣读了干部处理决定：同意蒋文辉辞去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同时，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局长王亚华向大会作书面检查，并通过呈贡电视台向全县播出。

只是因打一次会场上的“瞌睡”，便如此兴师动众地问责当事官员，公众在赞赏昆明市政府锐意改革的同时，也表现出某种疑虑。身为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招商引资会议上“打瞌睡”是不对。毕竟，招商引资是投资促进局的主要职责，作为具体责任人竟然打瞌睡，无论什么理由，都是不能容忍的。如呈贡县县委书记说，尽管打瞌睡有“客观原因”，但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转型时期的政府需要改革，惟“领导意志”的思维更需要改革

毋庸讳言，在会场上打瞌睡在今日社会并非新问题。近年来，不少与会者在重要会议上打瞌睡的照片在网上流传，种种睡姿成为网民的嘲笑重点。当然，在会场上打瞌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上的动力不足，肉体上的慵懒不堪，也有出于实用出发将会场当作养精蓄锐的场所。

此外，会议之组织形式同样是关键因素。不少会议名义上是开会，实际上是“听会”，台上领导发言，短话长说，台下如坐针毡抑或哈欠连天，终于困意袭来，似在情理之中。与此相反，那些鼓励所有与会者积极参与的会议，则无不让人精神抖擞。这也是不久前广州市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因鼓励自由发言而激起会场内外诸多掌声的原因。如与会者表示，以往的大会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发言内容，指定了发言委员、规定了题目大纲，发言时“照本宣科”，彼此间很难有碰撞和交流，而现在的会场，人们各抒己见，竟然出现了“抢麦克风”的情景。如此热闹非凡，相信什么瞌睡虫都被赶跑了。

但不难发现，在这里起了决定性影响的，恰恰是蒋文辉“被领导点名”。所以，具体到这场雷厉风行的问责，人们更关心的是程序问题。即在会场上一次偶然的“瞌睡”，是否构成如此兴师动众问责的理由。如果只是因“被领导点名”而迅速被接受请辞，领导意志在此一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放大效应，就更令人思量。

无疑，转型时期的政府若想有所作为，就必须锐意改革，涤除陈疴痼疾。然而，超越干部任免程序和规则的做法，惟“领导意志”的思维，同样需要改革。

铁腕将变态拉回常态，仇和的困境正是转型社会的时代困境

实际上，仇和竭力推进的，是使变态回归常态，这是一个现代政治人的天职所系，是其本分所在。他不这样做，便对不住他所说的“公心”，对不住寄他予厚望的真挚民意。

值得关注的是仇和的做法。仇和在昆明推行的新政，其实带有个人从政史的强烈印记，最早可溯源至他主政江苏沭阳县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这一时期延续至2006年调任江苏省副省长，仇和在宿迁历任市长、市委书记等党政职务长达10余年。职位在变，仇和式的施政风格始终不曾褪色，且不绝如缕。大致包括：给教师下达招商任务，命令小偷在电视台宣读“忏悔书”，卖掉公办学校和医院，实行公推公选干部改革，要求农民义务疏通京杭运河，完不成招商任务的部门负责人一律免职……
从苏北县城到云南省会，仇和从来都处在舆论的漩涡中。他手腕强硬，所行公共政策不允许任何讨价还价，不惧怕冲击任何利益群体。整肃吏治方面，他更不忌讳展开，官场的规则似乎也因此显得脆弱。从北向南一路迁徙，尽管仇和式改革的内涵并无明显扩展，可是其破坏与建设的诉求同样急迫、同样清晰、同样暴烈。面容严肃的仇和拒绝寂寞，时时搅动治下之城的社会政治。他闻名遐迩，不能摆脱赞叹、钦佩、好奇、怀疑、蔑视、谩骂等是是非非。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仇和。在历次改革及无数民众的解读中，51岁的滨海人仇和演变成意义相互冲突的标签。

将变态拉向常态，仇和选择最具效力的捷径，是所谓铁腕，但正如以毒攻毒，杀敌一千，难免自损八百。他将行政权力推入法治的正轨，方法却是打法律的擦边球；他努力促成制度创新，自身却在解构制度。因此，仇和的言行，无论大小轻重，多半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新闻，而且会激起如潮的叫好声。

但仇和的铁腕执政也一向被批评者诟病为“人治”，与他们所极力鼓吹的法治相对。其实人治法治，并非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两极，人治并不必然吞噬法治大坝的根基。此处需要指出的是，仇和的人治之本质，恰恰是国家主义的。观诸他的言论：“掌不好印，就不要掌权”、“谁砸昆明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等，他的出发点是国家权力，标的是政府尊严。与国家主义合流的人治会是什么？

而仇和最深重的困境正在于此。以仇和式的精神底色、仇和式的做法而促生的新环境并不一定具备稳健的品质。法治必须建立在尊重个体权利的基础之上，才算走稳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仇和是这个时代的政治家和英雄，他的困境是转型社会的时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