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政策下的中企毋当“阿斗”
2008-07-18 10:25:24
综观中国历史，“盛世”的出现与朝廷实行轻税政策有密切关系，比如唐朝，前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之治”，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坚持实行了减税政策。可以说，中国历次“盛世”的出现都与减税有关。但对于“内忧外患”的中国企业，则应当学会自救，否则再好的政策也是治标之策，如坐等政府援助，也是扶不起的“阿斗”。
减税可扩大内需降低企业成本
中国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大规模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投入所驱动，目前正处于转向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驱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这一转型必然是艰难的，可能带来经济增长中枢水平的下滑。减税不仅可以降低企业转型中的成本，也有利于理顺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同时减税也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的的增长。我们们认为，应该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适当降低企业经营的税收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的税收，同时着重把税收优惠投向那些为内需而生产、积极推动技术进步的企业，以推动经济转型进程。除了减税之外，财政政策可做的事情还很多，包括在高物价条件下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财政补贴和援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准备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储备；在劳动力从被淘汰的企业转移到新的企业时提供培训等。
中国的宏观税负已超发达国家
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在“爆炸式”增长，但相关部门却一直表示，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此说遭到媒体和民间学者的普遍质疑，被认为不尊重国民的智商和感受。分析认为，宏观税负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小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中口径”宏观税负；政府全部收入占 GDP的比重是“大口径”宏观税负。若按照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的宏观税负大概在20%左右，的确不是很高。但中国的财政体制决定了这种统计是有问题的。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它并驾齐驱的收入群: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总起来与GDP相比 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如果再把制度外“之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还有不得不计入企业成本的官员的索贿受贿，那就说不清楚是多少了。这一切都被官员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了。
该是对财税体制动手术的时候了
中国从古到今一直是一个集权体制，在文化上，中国人也一直要有一个主心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作心理依赖，而现代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分权，要求建立公民社会，还公民社会以活力。这恰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所欠缺的。
中国现在要建立市场经济，这既要求市场秩序，也要求民间有活力。从年初的雪灾和这次汶川地震就可以看得出来，民间的自救、共救的能力是相当弱的。一旦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大家只有等着中央政府出政策、采取措施来救援，而地方和民众自身的自救、共救的资源很匮乏。这是资源过于集中，地方缺乏自治、缺乏活力，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表现。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成绩应当肯定，但也有问题，其最大的弊端是财权集中到中央，保证了政治上的集权体制，而大量事权却留在地方。分税制没有改变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格局，地方政府要用45%左右的财政收入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75%左右的相对支出责任。而分税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是用接近 80%的财政收入支撑着不到60%的财政支出责任的。分税制后，地方在财政短缺的情况下，只好自己想办法，这就出现了近年来“土地财政”的盛行，结果极大地抬高了房价，导致民怨沸腾。而中央政府对此种局面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大部分财政收入都让它拿去了。
中央政府收上来的资金有30%左右会通过转移支付返还给地方，但这一上一下的过程，很难保证财税分配过程的公平公正。各地方情况千差万别，中央政府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地掌握地方的详尽信息，转移支付也就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空间，这说明过于集权的体制并不见得是一种好的体制。
减税为民营企业升级赢得宝贵时间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要保持健康快速发展，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最为重要。只有中国民营企业做强了，中国才能谈得上真正强大。今年中国治理通胀主要的调控手段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价格管制。这种一刀切的货币紧缩、收紧信贷与人民币升值，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上升等一起，正在加剧民营企业， 尤其是制造业的困境。这时的减税或者退税将对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
对于企业来说，几大税种都有改革的必要。比如增值税，购置固定资产还要交税，这实际上等于不鼓励国民创业。在世界上实行生产型的增值税寥寥无几，但中国就是一个。现在还在搞转型试点，已完全没有必要了，应立即在全国铺开。特别是今年四川地震，好多厂房都倒塌了，许多企业都要购置固定资产，全国很多企业也在加紧生产物资支援灾区，这正是把增值税改革推到四川、推到全国的契机。另外就是增值税税制结构还应进一步改革，如针对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小规模纳税人”的规定，就存在诸多的不公平的因素。我们国企业的所得税负担也是过重。两法合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税负内外公平的问题，但税率还是较高，去年企业所得税的增值率达到39%，占税收总额的比例比美国还要高。过去征管水平低，企业通过加大成本的方式逃避所得税比较容易做到，现在逃税的难度越来越大，税负当然大大增加。所以企业所得税还应继续改革，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此外，中国企业的社会保障负担也非常沉重。据统计，中国企业养老医疗所占资金高达工资的40%。今后随着劳工保护力度加大，工资水平提高，企业的社会保障贡献还会增加，负担还会加重。除了降低税率，调整不合理的税制结构、简化征管手段、减少各种不规范的非税收入等，也都具有减税效应。
力求把中国建成一个轻税国家
现在的税制获取财政收入的功能最突出，而对社会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几乎等于零。否则中国社会就不会这么“两极分化”。当前基尼系数达到0.47，跟不合理的税制直接相关。以往的税制改革注重追求税收的效率，认为多收就好，就是政绩，而对如何体现税制的公平性重视不够。这与税收的收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根本相违背。
税制改革的路径设计，应是逐步降低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的比重，提高所得税类的比重，减少以至最终完全取消各种非规范性质的行政收费，为将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体系打下良好基础。除了上面所说的缺陷外，当前中国还存在地方税制度不完善、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划分不够合理等问题。可以说，现行税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一面正在迅速放大，必须要改革，而且是全方位的改革，不是羞羞答答的“调整”。但当前紧要的是减税，把纳税人从重负中解放出来，中国经济发展才会有动力和活力。 政府收上来的是真金白银，当然不希望可支配的资金减少。减税和退税在理论上说很容易，但若实行难度非常大，主要是受制于现行体制。它需要制度基本面的变化和改革，涉及到政府和人大的职能定位问题，涉及到发挥人大在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上的监控作用问题。在中国的现行制度框架内，最有可能促使政府做出政策改变的就是人大。我们们呼吁中国早日在宪政框架下建立现代财税制度，要力争把中国建成一个轻税的国家。
企业应学会自救不当“刘阿斗”
政府给企业减税，给了企业一定的缓冲期，如果企业不能主动、逐渐适应这样的法律、政策环境，也难以想象在急剧变化的全球市场环境中，他们将怎么应对？我们们以为，这些企业对于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并非不关注，而是相比与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互相依赖来说，更看重后者。而我们们也看到，危难关头，也正是政府开始充当民企的代言人，为自己GDP的主要贡献者们，寻求政策援助了。其实中国的优秀企业家们在几年前面临全球化的风险时，都达成了共识：企业更应该着眼于尽快拥有自己品牌、知识产权以及足够的人才，通过这些来寻求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治本之策，否则，无论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密切，无论出台什么样援助政策，也仅是治标之术，而靠享受政策优惠盈利的企业，也是扶不起的阿斗。
减税可扩大内需降低企业成本
中国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大规模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投入所驱动，目前正处于转向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驱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这一转型必然是艰难的，可能带来经济增长中枢水平的下滑。减税不仅可以降低企业转型中的成本，也有利于理顺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同时减税也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的的增长。我们们认为，应该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适当降低企业经营的税收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的税收，同时着重把税收优惠投向那些为内需而生产、积极推动技术进步的企业，以推动经济转型进程。除了减税之外，财政政策可做的事情还很多，包括在高物价条件下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财政补贴和援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准备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储备；在劳动力从被淘汰的企业转移到新的企业时提供培训等。
中国的宏观税负已超发达国家
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在“爆炸式”增长，但相关部门却一直表示，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此说遭到媒体和民间学者的普遍质疑，被认为不尊重国民的智商和感受。分析认为，宏观税负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小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中口径”宏观税负；政府全部收入占 GDP的比重是“大口径”宏观税负。若按照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的宏观税负大概在20%左右，的确不是很高。但中国的财政体制决定了这种统计是有问题的。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它并驾齐驱的收入群: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总起来与GDP相比 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如果再把制度外“之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还有不得不计入企业成本的官员的索贿受贿，那就说不清楚是多少了。这一切都被官员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了。
该是对财税体制动手术的时候了
中国从古到今一直是一个集权体制，在文化上，中国人也一直要有一个主心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作心理依赖，而现代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分权，要求建立公民社会，还公民社会以活力。这恰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所欠缺的。
中国现在要建立市场经济，这既要求市场秩序，也要求民间有活力。从年初的雪灾和这次汶川地震就可以看得出来，民间的自救、共救的能力是相当弱的。一旦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大家只有等着中央政府出政策、采取措施来救援，而地方和民众自身的自救、共救的资源很匮乏。这是资源过于集中，地方缺乏自治、缺乏活力，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表现。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成绩应当肯定，但也有问题，其最大的弊端是财权集中到中央，保证了政治上的集权体制，而大量事权却留在地方。分税制没有改变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格局，地方政府要用45%左右的财政收入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75%左右的相对支出责任。而分税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是用接近 80%的财政收入支撑着不到60%的财政支出责任的。分税制后，地方在财政短缺的情况下，只好自己想办法，这就出现了近年来“土地财政”的盛行，结果极大地抬高了房价，导致民怨沸腾。而中央政府对此种局面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大部分财政收入都让它拿去了。
中央政府收上来的资金有30%左右会通过转移支付返还给地方，但这一上一下的过程，很难保证财税分配过程的公平公正。各地方情况千差万别，中央政府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地掌握地方的详尽信息，转移支付也就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空间，这说明过于集权的体制并不见得是一种好的体制。
减税为民营企业升级赢得宝贵时间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要保持健康快速发展，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最为重要。只有中国民营企业做强了，中国才能谈得上真正强大。今年中国治理通胀主要的调控手段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价格管制。这种一刀切的货币紧缩、收紧信贷与人民币升值，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上升等一起，正在加剧民营企业， 尤其是制造业的困境。这时的减税或者退税将对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
对于企业来说，几大税种都有改革的必要。比如增值税，购置固定资产还要交税，这实际上等于不鼓励国民创业。在世界上实行生产型的增值税寥寥无几，但中国就是一个。现在还在搞转型试点，已完全没有必要了，应立即在全国铺开。特别是今年四川地震，好多厂房都倒塌了，许多企业都要购置固定资产，全国很多企业也在加紧生产物资支援灾区，这正是把增值税改革推到四川、推到全国的契机。另外就是增值税税制结构还应进一步改革，如针对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小规模纳税人”的规定，就存在诸多的不公平的因素。我们国企业的所得税负担也是过重。两法合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税负内外公平的问题，但税率还是较高，去年企业所得税的增值率达到39%，占税收总额的比例比美国还要高。过去征管水平低，企业通过加大成本的方式逃避所得税比较容易做到，现在逃税的难度越来越大，税负当然大大增加。所以企业所得税还应继续改革，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此外，中国企业的社会保障负担也非常沉重。据统计，中国企业养老医疗所占资金高达工资的40%。今后随着劳工保护力度加大，工资水平提高，企业的社会保障贡献还会增加，负担还会加重。除了降低税率，调整不合理的税制结构、简化征管手段、减少各种不规范的非税收入等，也都具有减税效应。
力求把中国建成一个轻税国家
现在的税制获取财政收入的功能最突出，而对社会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几乎等于零。否则中国社会就不会这么“两极分化”。当前基尼系数达到0.47，跟不合理的税制直接相关。以往的税制改革注重追求税收的效率，认为多收就好，就是政绩，而对如何体现税制的公平性重视不够。这与税收的收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根本相违背。
税制改革的路径设计，应是逐步降低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的比重，提高所得税类的比重，减少以至最终完全取消各种非规范性质的行政收费，为将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体系打下良好基础。除了上面所说的缺陷外，当前中国还存在地方税制度不完善、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划分不够合理等问题。可以说，现行税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一面正在迅速放大，必须要改革，而且是全方位的改革，不是羞羞答答的“调整”。但当前紧要的是减税，把纳税人从重负中解放出来，中国经济发展才会有动力和活力。 政府收上来的是真金白银，当然不希望可支配的资金减少。减税和退税在理论上说很容易，但若实行难度非常大，主要是受制于现行体制。它需要制度基本面的变化和改革，涉及到政府和人大的职能定位问题，涉及到发挥人大在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上的监控作用问题。在中国的现行制度框架内，最有可能促使政府做出政策改变的就是人大。我们们呼吁中国早日在宪政框架下建立现代财税制度，要力争把中国建成一个轻税的国家。
企业应学会自救不当“刘阿斗”
政府给企业减税，给了企业一定的缓冲期，如果企业不能主动、逐渐适应这样的法律、政策环境，也难以想象在急剧变化的全球市场环境中，他们将怎么应对？我们们以为，这些企业对于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并非不关注，而是相比与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互相依赖来说，更看重后者。而我们们也看到，危难关头，也正是政府开始充当民企的代言人，为自己GDP的主要贡献者们，寻求政策援助了。其实中国的优秀企业家们在几年前面临全球化的风险时，都达成了共识：企业更应该着眼于尽快拥有自己品牌、知识产权以及足够的人才，通过这些来寻求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治本之策，否则，无论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密切，无论出台什么样援助政策，也仅是治标之术，而靠享受政策优惠盈利的企业，也是扶不起的阿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