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渊羡“诺”不如退而结网
2008-10-15 09:53:45
对于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来说，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还一厢情愿地测算究竟何时可以获得诺奖，相比日本的“狂妄之言”来说，这更接近“狂妄”。先想想如何改造当前的学术盐碱地，让学术回归学术本位，这才是教育界和学术界更应该做的事。套句话说，临渊羡“诺”不如退而结网……
日本碗水母从“丑小鸭变天鹅”
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由于几十年前在碗水母中发现了绿色荧光蛋白而和另外两名美国科学家共同获得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他当年的研究对象——碗水母也一夜成名，从“丑小鸭变天鹅”。在日本水族展览馆里，这种碗水母毫不起眼，平常只是作为水族馆的配角默默无闻地缩在一个角落的小水槽里。不久前,突然喜从天降，传来了诺贝尔化学奖的消息，而且绿色荧光蛋白最初就是从它们身上发现的。
日本科学家成为2008年诺贝尔奖的大赢家。在7日宣布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中，两位日本科学家一位美籍日裔科学家同享殊荣，在8日宣布的诺贝尔化学奖中，日本科学家下村修榜上有名。至此，日本已获得各类诺贝尔奖达15次之多（不包括日裔科学家），2000年以来已有7次。
日本科学家频频斩获诺贝尔奖，羡煞了亚洲邻居们。这不由让大家想起日本曾经提出的一项计划——日本在2001年3月出台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这一举动当时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获得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野依良治就曾评论说，日本政府“没有头脑”，纯属“狂妄之言”。但以目前日本科学家的表现看，达到这一目标，似乎还真不是什么“狂妄之言”。
事实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近几年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科研投入；积极改革僵化、分割的旧科研体制，如把文部省和科技厅合并；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和纳米技术等；支持企业科研，为了促进成果产业化，还设立专门的技术转让机构；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立法确定科研方向；在自己创造有世界水平的成果同时，开展国际合作。这一切表明，日本是“动真格”的。
钱永健获奖与钱老何干与中国何关
诺贝尔奖每次都是盛事，有人说国人有“诺贝尔情结”，每次只要一颁奖，总是让人春心荡漾一番。这个其实也不能说奇怪，
日本之前都有5位获奖者了，这次新添了3位，依然是奔走相告。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在这几天纷纷揭晓，今年因为有一位华裔化学家(钱永健)与其他两位美国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使中国人和全球华人高兴不已。钱永健不仅是华人，还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堂侄，更使华人倍感欣慰。
这次一位华裔又捧得“诺奖”，此人身份多少有些特殊，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的堂侄。于是各条新闻都是以此作为卖点。现在要是问路人这位“诺奖”得主的真实姓名，可能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来，要是提示一句“钱学森的堂侄”，估计就会面显恍然之色:“原来是他！”这个倒是不奇怪。遗传基因可能是一方面，但有人无非是以此为噱头大约符合传播的规律，迎合了人们的某种好奇。
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和药理学系，为刚刚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华裔科学家钱永健举行庆祝会。钱永健和夫人温迪（右），以及他的同事、学生等近百人出席。
而更甚者无非是除了与钱老搭上关系特别是与我们祖国搭上关系。多年来，每到诺奖放榜，都会引来诸多感慨，以华人多次获奖表明中国人也很聪明，并想方设法找到诺奖获得者与咱们的关系——在报道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时，很多媒体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了一个定语“钱学森堂侄”，对诺奖的复杂心态显露无遗，
在我们看来，这个奖项是给我们当中那些最具有求真、求实，追寻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人的奖励。钱学森先生无疑卓有建树，但他的侄儿钱永健的成功也只能是他后天的努力，与他的出身或者什么遗传本不搭界。只是强调“出身论”，科学的精神未免变成了茶余饭后的下酒菜，猎奇或者好奇容或有之，未免过于世俗化了吧。而且动不动就与我们中国搭上关系更反映了国人一种吃不到葡萄的酸心理滋味，以及之间的差距，可能也是我们跟诺奖之间的差距吧。
没拿“诺奖”，中国人也不必自惭形秽
没拿诺贝尔奖，中国人不必自惭形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力量有限，只能先搞些应用研究，不可能花很多钱在基础研究上。诺贝尔奖的对象是基础研究，中国人没有份，不能全怪其教育和科学体系。
截至目前，华人及华裔科学家荣获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的已有: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和钱永健共计7人。这两天已引起国人的热议，大都集中于:一、为何他们都是外籍华人，而非中国人？二、大陆的教育和科研体系出了什么问题，为何得不了诺奖？
不管他们是不是外籍华人，总之是炎黄子孙。是否大陆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或制度出了问题，倒值得研究。面对国内几乎一边倒地对教育和科研体系制度大加达伐，窃以为颇不以为然。
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系的确是有很多问题，但不能一棍子打死。拿教育体系来说，杨振宁、李政道均先毕业于西南联大，丁肇中曾在台湾成功大学就读，李远哲毕业于台湾大学，崔琦也是大陆和香港大学培养出的尖子，然后才来美深造。因此，对大陆高等教育不必自惭形秽。
至于科研体系，中国科学家的素质不见得比别人差，问题出在经费上。改革开放前，中国人还在忙着吃饭问题，政府能有多少经费用在基础科研上？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有些钱了，才敢搞载人航天。神舟系列飞船七次问天，一次比一次精彩，能说中国的科学家差劲？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力量有限，只能先搞些应用研究，不可能花很多钱在基础研究上。诺贝尔奖的对象是基础研究，中国人没有份，不能全怪其教育和科学体系。
从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这些含金量比较高的奖项得奖情况来看，二战后这么多年，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出风头。过去的老牌科技大国英国早已望其项背。剑桥大学从1904年起到2005年总计获得过81次诺奖，获奖数虽超过世界上所有大学和科研机构，但战后与美国的那些名牌大学相比，在得奖人数上还是差了一截。经济实力拼不过，一切都得落后。
不要再打击中国人的诺奖情结了。诺贝尔奖获得除了要看科研成绩外，还要看谁来推荐和谁来评审。不多说，大家也都明白。
羡慕“诺奖”不如先改造学术盐碱地
与日本的疯狂一样，国人也在反复地测算中国本土科学家何时能获得诺奖，但令人遗憾的是，似乎还没有找到有望问鼎的重大原创成果。据悉，目前国内科技界、学术界，也采取了“类似”日本的措施，诸如加大科研投入，有众多科研与学术人才计划，期望能推动基础研究以及学术顶尖人才培养；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和纳米技术等；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教育与科研发展等等。
但是，具体分析国内措施的落实，却发现，与日本很不一样。比如，在科研经费的配置上，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配置资源，在高校、科研员所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者，可以方便地获取课题项目，而且，学术等级思想也十分严重，一些有学术头衔者，在学术资源的配置中处于强势地位；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重立项轻结果，普遍流行的说法是“说过了就是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科研人员申请项目，要填写大堆表格，谈科研思路设计技术路线构思创新性成果，而一旦申请到手，便转给研究生们操作，甚至就放置一旁，等待课题结题时从它处搬来“成果”交差，所谓拿了经费不出活；在具体科研活动中，重利益轻尊严和声誉，科研中还有“五同”现象，即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定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遇到分歧“同室操戈”,最后变成“同归于尽”，整个过程，全是“资源”作怪，大家在乎的是经费，以及经费怎样变现到自己口袋之中，却不顾学术尊严、学术声誉；在学术评价中，流行数字指标，看重经费数量、论文数量、专利数量，由此使学者普遍陷入经费焦虑、论文焦虑，成为“学术民工”，挣“学术工分”去兑换工资。所以，随着科研投入增加，国内科研的氛围却每况愈下，学者的学术追求日益淡漠。
更离奇的是，对人才的评价，也采用“起点成功论”，谁申请到课题，获得某项资助，研究还没开展，成果尚未出现，就认定为“优秀人才”加以宣传和奖励，典型如“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本来，这些人才计划和学术计划，是为一些学术人才提供科研经费支持，以便他们开展学术研究的，可是，现实之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等，不但是晋升职称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学者的“荣誉”，而拿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就成了杰出青年。这直接导致跑课题、跑计划十分积极，而做研究却成了极其次要的事，那些没有申请课题，靠自身力量获得突出科研成就的学者，却因为没有申请课题，而面临考核不通过的结局。这就好比农民种田，现行的科研制度，奖励的是施肥多的农民，谁施肥多谁是好农民，而那些精耕细作不用国家肥料的农民，产出再高，也不是好农民。如此施肥下去，学术土地就成了长不出成果的盐碱地。
总的说来，以行政力量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方式，以政绩为导向的学术指标考核体系，使学术偏离了本身的规律，在这种模式之下，再多的科研投入，也难以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因此，对于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来说，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还一厢情愿地测算究竟何时可以获得诺奖，相比日本的“狂妄之言”来说，这更接近“狂妄”。先想想如何改造当前的学术盐碱地，让学术回归学术本位，这才是教育界和学术界更应该做的事。
日本碗水母从“丑小鸭变天鹅”
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由于几十年前在碗水母中发现了绿色荧光蛋白而和另外两名美国科学家共同获得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他当年的研究对象——碗水母也一夜成名，从“丑小鸭变天鹅”。在日本水族展览馆里，这种碗水母毫不起眼，平常只是作为水族馆的配角默默无闻地缩在一个角落的小水槽里。不久前,突然喜从天降，传来了诺贝尔化学奖的消息，而且绿色荧光蛋白最初就是从它们身上发现的。
日本科学家成为2008年诺贝尔奖的大赢家。在7日宣布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中，两位日本科学家一位美籍日裔科学家同享殊荣，在8日宣布的诺贝尔化学奖中，日本科学家下村修榜上有名。至此，日本已获得各类诺贝尔奖达15次之多（不包括日裔科学家），2000年以来已有7次。
日本科学家频频斩获诺贝尔奖，羡煞了亚洲邻居们。这不由让大家想起日本曾经提出的一项计划——日本在2001年3月出台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这一举动当时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获得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野依良治就曾评论说，日本政府“没有头脑”，纯属“狂妄之言”。但以目前日本科学家的表现看，达到这一目标，似乎还真不是什么“狂妄之言”。
事实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近几年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科研投入；积极改革僵化、分割的旧科研体制，如把文部省和科技厅合并；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和纳米技术等；支持企业科研，为了促进成果产业化，还设立专门的技术转让机构；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立法确定科研方向；在自己创造有世界水平的成果同时，开展国际合作。这一切表明，日本是“动真格”的。
钱永健获奖与钱老何干与中国何关
诺贝尔奖每次都是盛事，有人说国人有“诺贝尔情结”，每次只要一颁奖，总是让人春心荡漾一番。这个其实也不能说奇怪，
日本之前都有5位获奖者了，这次新添了3位，依然是奔走相告。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在这几天纷纷揭晓，今年因为有一位华裔化学家(钱永健)与其他两位美国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使中国人和全球华人高兴不已。钱永健不仅是华人，还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堂侄，更使华人倍感欣慰。
这次一位华裔又捧得“诺奖”，此人身份多少有些特殊，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的堂侄。于是各条新闻都是以此作为卖点。现在要是问路人这位“诺奖”得主的真实姓名，可能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来，要是提示一句“钱学森的堂侄”，估计就会面显恍然之色:“原来是他！”这个倒是不奇怪。遗传基因可能是一方面，但有人无非是以此为噱头大约符合传播的规律，迎合了人们的某种好奇。
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和药理学系，为刚刚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华裔科学家钱永健举行庆祝会。钱永健和夫人温迪（右），以及他的同事、学生等近百人出席。
而更甚者无非是除了与钱老搭上关系特别是与我们祖国搭上关系。多年来，每到诺奖放榜，都会引来诸多感慨，以华人多次获奖表明中国人也很聪明，并想方设法找到诺奖获得者与咱们的关系——在报道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时，很多媒体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了一个定语“钱学森堂侄”，对诺奖的复杂心态显露无遗，
在我们看来，这个奖项是给我们当中那些最具有求真、求实，追寻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人的奖励。钱学森先生无疑卓有建树，但他的侄儿钱永健的成功也只能是他后天的努力，与他的出身或者什么遗传本不搭界。只是强调“出身论”，科学的精神未免变成了茶余饭后的下酒菜，猎奇或者好奇容或有之，未免过于世俗化了吧。而且动不动就与我们中国搭上关系更反映了国人一种吃不到葡萄的酸心理滋味，以及之间的差距，可能也是我们跟诺奖之间的差距吧。
没拿“诺奖”，中国人也不必自惭形秽
没拿诺贝尔奖，中国人不必自惭形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力量有限，只能先搞些应用研究，不可能花很多钱在基础研究上。诺贝尔奖的对象是基础研究，中国人没有份，不能全怪其教育和科学体系。
截至目前，华人及华裔科学家荣获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的已有: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和钱永健共计7人。这两天已引起国人的热议，大都集中于:一、为何他们都是外籍华人，而非中国人？二、大陆的教育和科研体系出了什么问题，为何得不了诺奖？
不管他们是不是外籍华人，总之是炎黄子孙。是否大陆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或制度出了问题，倒值得研究。面对国内几乎一边倒地对教育和科研体系制度大加达伐，窃以为颇不以为然。
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系的确是有很多问题，但不能一棍子打死。拿教育体系来说，杨振宁、李政道均先毕业于西南联大，丁肇中曾在台湾成功大学就读，李远哲毕业于台湾大学，崔琦也是大陆和香港大学培养出的尖子，然后才来美深造。因此，对大陆高等教育不必自惭形秽。
至于科研体系，中国科学家的素质不见得比别人差，问题出在经费上。改革开放前，中国人还在忙着吃饭问题，政府能有多少经费用在基础科研上？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有些钱了，才敢搞载人航天。神舟系列飞船七次问天，一次比一次精彩，能说中国的科学家差劲？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力量有限，只能先搞些应用研究，不可能花很多钱在基础研究上。诺贝尔奖的对象是基础研究，中国人没有份，不能全怪其教育和科学体系。
从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这些含金量比较高的奖项得奖情况来看，二战后这么多年，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出风头。过去的老牌科技大国英国早已望其项背。剑桥大学从1904年起到2005年总计获得过81次诺奖，获奖数虽超过世界上所有大学和科研机构，但战后与美国的那些名牌大学相比，在得奖人数上还是差了一截。经济实力拼不过，一切都得落后。
不要再打击中国人的诺奖情结了。诺贝尔奖获得除了要看科研成绩外，还要看谁来推荐和谁来评审。不多说，大家也都明白。
羡慕“诺奖”不如先改造学术盐碱地
与日本的疯狂一样，国人也在反复地测算中国本土科学家何时能获得诺奖，但令人遗憾的是，似乎还没有找到有望问鼎的重大原创成果。据悉，目前国内科技界、学术界，也采取了“类似”日本的措施，诸如加大科研投入，有众多科研与学术人才计划，期望能推动基础研究以及学术顶尖人才培养；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和纳米技术等；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教育与科研发展等等。
但是，具体分析国内措施的落实，却发现，与日本很不一样。比如，在科研经费的配置上，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配置资源，在高校、科研员所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者，可以方便地获取课题项目，而且，学术等级思想也十分严重，一些有学术头衔者，在学术资源的配置中处于强势地位；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重立项轻结果，普遍流行的说法是“说过了就是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科研人员申请项目，要填写大堆表格，谈科研思路设计技术路线构思创新性成果，而一旦申请到手，便转给研究生们操作，甚至就放置一旁，等待课题结题时从它处搬来“成果”交差，所谓拿了经费不出活；在具体科研活动中，重利益轻尊严和声誉，科研中还有“五同”现象，即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定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遇到分歧“同室操戈”,最后变成“同归于尽”，整个过程，全是“资源”作怪，大家在乎的是经费，以及经费怎样变现到自己口袋之中，却不顾学术尊严、学术声誉；在学术评价中，流行数字指标，看重经费数量、论文数量、专利数量，由此使学者普遍陷入经费焦虑、论文焦虑，成为“学术民工”，挣“学术工分”去兑换工资。所以，随着科研投入增加，国内科研的氛围却每况愈下，学者的学术追求日益淡漠。
更离奇的是，对人才的评价，也采用“起点成功论”，谁申请到课题，获得某项资助，研究还没开展，成果尚未出现，就认定为“优秀人才”加以宣传和奖励，典型如“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本来，这些人才计划和学术计划，是为一些学术人才提供科研经费支持，以便他们开展学术研究的，可是，现实之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等，不但是晋升职称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学者的“荣誉”，而拿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就成了杰出青年。这直接导致跑课题、跑计划十分积极，而做研究却成了极其次要的事，那些没有申请课题，靠自身力量获得突出科研成就的学者，却因为没有申请课题，而面临考核不通过的结局。这就好比农民种田，现行的科研制度，奖励的是施肥多的农民，谁施肥多谁是好农民，而那些精耕细作不用国家肥料的农民，产出再高，也不是好农民。如此施肥下去，学术土地就成了长不出成果的盐碱地。
总的说来，以行政力量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方式，以政绩为导向的学术指标考核体系，使学术偏离了本身的规律，在这种模式之下，再多的科研投入，也难以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因此，对于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来说，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还一厢情愿地测算究竟何时可以获得诺奖，相比日本的“狂妄之言”来说，这更接近“狂妄”。先想想如何改造当前的学术盐碱地，让学术回归学术本位，这才是教育界和学术界更应该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