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唐太宗“抚民以静”保国安民
2008-11-14 09:51:36
“孔雀东南飞”一语所描述的中国劳动力候鸟式迁徙，如今该语或将改写！受金融危机冲击，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返乡潮”。随着沿海地区经济放缓，这一多米诺牌骨的效应正在显现，同时折射政治、经济、社会三重积弊。分析认为，贞观年间，唐太宗采取“抚民以静”的施政方略以致国泰民安。“抚民以静、俯首农桑”不失为高明的治本方略……
“返乡潮”折射政治、经济、社会三重积弊
目前，在广州、合肥、重庆、武汉、南京、南昌等地的火车站却反常地迎来大批人流，其中绝大部分是返乡的农民工。民工大量返乡，并不是农民工的自由选择，而是企业倒闭潮下的被迫后退。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农民工人数已达2.26亿人；同年，全中国7.28亿农民90%的收入全靠这部分人打工所得。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67000家中小企业倒闭。接近年关更是相当多企业陷入亏损困境。仅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悉，珠三角70000家港资企业到今年年底时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倒闭。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特殊时刻，在“中国制造”曾经经历辉煌目前面临世界经济危机严峻考验的拐点处，农民工返乡潮的反常现象确实令人深思。农民工返乡潮的多米诺骨排效应，导致四川、甘肃、重庆、湖南、湖北等11个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输出地区”，将直接承受“打工经济”收入锐减的压力。农民工数量的减少，将在资金的二次分配或者说当地消费中贡献比例下降。同时，当地省市政府不但财政来源减少，还将引发如何安置“剩余劳动力”当地就业的后继难题。这也无疑对间接缩短南北及城乡经济差距造成影响。今天的“土地新政“对城市化边缘地区的农民有利，但对以劳动力输出为主的偏远地区的农民来说，土地政策和20年前没有多大区别；新的粮食收购政策使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十五六个百分点，但这对返乡农民的增收来说杯水车薪。在更大的层面上，农民返乡并不意味着重归田园牧歌的悠闲生活，而是失业和困厄。他们绝大部分人在就业时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一旦失业就迅速退到生存线以下！只要十分之一的民工就业受到影响，绝对值就将达到2260万人，而其背后的供养人群更是高达六七千万，不容小觑。
现在，民工群体已经默默地用脚作出了选择，他们没有选择哭喊着去向政府要救市政策，也没有听见多少替他们说话的声音，但我们分明能够听得见他们内心的无奈与无助。企业倒闭潮不仅仅要关注背后被拖欠的工人工资可能无法兑现的问题，更要关注农民工的后续就业问题。短暂的几个月尚能维持，如果失业状况持续一年以上，情况就会变得非常不妙，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择业选择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相当范围内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引暴民工“返乡潮”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民工返乡？因为只有弄清了问题的本源，方能找出解决的方剂。说到底，金融风暴只是外因，而经济产业调整节奏紊乱才是内因。这场突如其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打乱了中国经济调整的步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萎缩，本身就直接牵涉到民工的就业市场大小。不久前，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重新从农村发力，于现实中国农村经济而言，金融危机已经波及
到中国内地农村，这考验着决策者在金融危机中的三农制度安排。而当前，我们还必须直面民工返乡后的出路问题。
其实，民工从来都是制造“新闻”的热门群体，而现在我们将目光再次聚焦于此，这一传统弱势群体的身上更多带有金融危机阴影笼罩下的众多人悲凉的心境和身影。毫不客气地说，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是弱肉强食的战场，危机过后，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无论对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民工返乡或许给乡村带回一些创业资本，但也可能是更加严酷的竞争。在农村生产力严重过剩的当下，民工返乡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并不敢轻言。虽然我们或许可以自私地预言今年春运问题提前解决，但民工返乡却是将问题带回了农村，而没有真正消化掉——— 这不但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某种意义上更是个政治问题。显然，政府看到了这一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员此前多次赴珠三角调研。虽然有消息称，民工返乡究竟是个案还是有可能成为全局性危机，目前掌握的情况尚不足以作出准确判断，但我们无法回避这两个问题:一是借此评估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二是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中，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当下。
按推测，发端于横扫全球的美国金融风暴，不是一时半会能平息得了的，而且按目前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势头来看，金融风暴正由金融行业向实体经济扩散。一些企业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要么实行限产保价，要么进行产业升级，要么直接进行裁员。而不论是企业实行限产保价，还是进行产业升级，最终还是牵扯到裁员的问题上。毫无疑问的是，裁员只能是从没有多少技术水平又没有读多少书的农民工裁减起了。众多返乡民工将何去何从？
分析认为，各地农村政府部门应该给返乡的农民工多开辟几条绿色通道，并借助农民工无奈返乡的契机，逐步完善农村新一轮土地改革的政策，设法留下返乡农民工，让农民工还原农民本色，让返乡农民工安安心心在农村种田，尽量减少农村留守人员的数量，让农村从此再不出现“农民荒”。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一些城市的用工企业不仅时常出现“民工荒”，农村同样缺少年轻力壮的种粮农民。农村种粮农民的减少，致使我国各地农村近年来撂荒现在非常普遍。
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国近年来虽然对农民实行了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好政策，但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土地政策不利于规模化操作，再加上一些农村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不健全，种粮农民根本就难以实现致富奔小康的目标。正是由于大部分的农民都认为种粮难以养家糊口，也是由于一些年轻力壮的农村人在外面找工作容易，所以农村留不住农民。
而现在全球性金融海啸向实体经济的冲击，被迫返乡的农民工会越来越多。如果此时地方政府部门不想法帮返乡农民工找到出路，在外打工时间长的农民工便会变成农村的“ 游民”，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如果各地农村利用此次大量农民工返乡的契机，设法创造出足以留下返乡农民工的条件，好的生存环境，返乡农民工“乐不思蜀 ”也不是不可能。那么，我国农村就拥有更多更好的以种粮为生农民。而种粮农民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再加上好的农村政策，13亿人靠自己在有限的耕地上种的庄稼来养活自己将不会是一句空话。当然，要想我国人民真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前提条件是要坚决保证我国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其次是要保证我国有更多更好的愿意以种粮为生的青壮年农民。
“抚民以静、俯首农桑”乃治本方略
在外向型经济中，我们常常提到的是“替外国人打工”，很多企业做的是贴牌生意，赚的是微薄的加工费。更糟糕的是，中国出口量年年攀升，一些国家视之为“产品倾销”，呼吁要抵制。加上此次次贷危机波及全球，实体经济已呈现衰退之势，广东三来一补为主体的外向经济经受着提前的寒冬。
更重要的是，农民工返乡潮揭示了以“廉价劳动力”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弊端。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曾经创造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福特主义”，其认为，一个工业社会的建立单靠驱使工人像机器一样地工作是完不成的，之所以在1914年就支付给工人每天5元的高薪，除了使工人安心工作以外，同样重要的是使工人具有足够的钱和空闲去消费企业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如果一个区域或者说一个社会总是存在严重的收入分化，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徘徊于消费的底线附近，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就是畸形的，也难以获得良性的发展。农民工省吃俭用，本来“进”就不多，“出”自然就更少了。广东不少面临产业转型的城市之所以第三产业比重不高，内销环境还需改善，其中是否有农民工对消费“贡献”比重不大的因素在内呢？
工人没有足够的权益保护，就像企业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一样，总是仰人鼻息，随时可能遭遇扼杀。这种“贴牌型”的企业早晚要转型，否则没有出路；这些权益被压制的工人也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其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相关权益保护体系需要尽快建立，不然，“民工荒”以及农民工返乡潮就会陷入恶性循环，所导致的内陆劳动力输出区域经济受损、广东劳动力短缺及农民工生活无着三重伤害，也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可测因素。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采用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天下怎样才能大治？唐太宗和魏征的回答是‘抚民以静’，所谓‘静者，为化之本’，这就是‘安人理国’的根本方针。唐太宗所谓安静，最初主要是指不进行对外战争，使百姓减少兵役的负担，后增加安人理国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摇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这样，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就被明确的规定了下来，此后，唐太宗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贞观二年，他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为人之本，人为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
他的民为邦本与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民为邦本，原是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也是历史的治国大义。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让离开土地进入工业链条的农民工有光明的就业前景。首先应将尊重和保护农民在土地上的财富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坚持反对和制止一切形式的破坏公民财富和财产的行为，切实保护耕地。否则，我们只会增加失业、破坏民众财产、激化社会矛盾。其次应转变城市管理思路，以促稳定和保就业的政治高度，给流动摊贩提供合法固定的经营场所，既解决部分农民就业创收问题，又解决了城市管理问题，一举两得！再者，政府可以给予民营中小企业提供包括税收在内的多种优惠扶持，也可以考虑以降低个人所得税与增值税转型的办法拉动内需，使农民工不至于成为土地与工厂之间的无巢候鸟，方是治本方略！
“返乡潮”折射政治、经济、社会三重积弊
目前，在广州、合肥、重庆、武汉、南京、南昌等地的火车站却反常地迎来大批人流，其中绝大部分是返乡的农民工。民工大量返乡，并不是农民工的自由选择，而是企业倒闭潮下的被迫后退。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农民工人数已达2.26亿人；同年，全中国7.28亿农民90%的收入全靠这部分人打工所得。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67000家中小企业倒闭。接近年关更是相当多企业陷入亏损困境。仅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悉，珠三角70000家港资企业到今年年底时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倒闭。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特殊时刻，在“中国制造”曾经经历辉煌目前面临世界经济危机严峻考验的拐点处，农民工返乡潮的反常现象确实令人深思。农民工返乡潮的多米诺骨排效应，导致四川、甘肃、重庆、湖南、湖北等11个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输出地区”，将直接承受“打工经济”收入锐减的压力。农民工数量的减少，将在资金的二次分配或者说当地消费中贡献比例下降。同时，当地省市政府不但财政来源减少，还将引发如何安置“剩余劳动力”当地就业的后继难题。这也无疑对间接缩短南北及城乡经济差距造成影响。今天的“土地新政“对城市化边缘地区的农民有利，但对以劳动力输出为主的偏远地区的农民来说，土地政策和20年前没有多大区别；新的粮食收购政策使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十五六个百分点，但这对返乡农民的增收来说杯水车薪。在更大的层面上，农民返乡并不意味着重归田园牧歌的悠闲生活，而是失业和困厄。他们绝大部分人在就业时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一旦失业就迅速退到生存线以下！只要十分之一的民工就业受到影响，绝对值就将达到2260万人，而其背后的供养人群更是高达六七千万，不容小觑。
现在，民工群体已经默默地用脚作出了选择，他们没有选择哭喊着去向政府要救市政策，也没有听见多少替他们说话的声音，但我们分明能够听得见他们内心的无奈与无助。企业倒闭潮不仅仅要关注背后被拖欠的工人工资可能无法兑现的问题，更要关注农民工的后续就业问题。短暂的几个月尚能维持，如果失业状况持续一年以上，情况就会变得非常不妙，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择业选择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相当范围内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引暴民工“返乡潮”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民工返乡？因为只有弄清了问题的本源，方能找出解决的方剂。说到底，金融风暴只是外因，而经济产业调整节奏紊乱才是内因。这场突如其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打乱了中国经济调整的步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萎缩，本身就直接牵涉到民工的就业市场大小。不久前，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重新从农村发力，于现实中国农村经济而言，金融危机已经波及
到中国内地农村，这考验着决策者在金融危机中的三农制度安排。而当前，我们还必须直面民工返乡后的出路问题。
其实，民工从来都是制造“新闻”的热门群体，而现在我们将目光再次聚焦于此，这一传统弱势群体的身上更多带有金融危机阴影笼罩下的众多人悲凉的心境和身影。毫不客气地说，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是弱肉强食的战场，危机过后，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无论对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民工返乡或许给乡村带回一些创业资本，但也可能是更加严酷的竞争。在农村生产力严重过剩的当下，民工返乡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并不敢轻言。虽然我们或许可以自私地预言今年春运问题提前解决，但民工返乡却是将问题带回了农村，而没有真正消化掉——— 这不但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某种意义上更是个政治问题。显然，政府看到了这一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员此前多次赴珠三角调研。虽然有消息称，民工返乡究竟是个案还是有可能成为全局性危机，目前掌握的情况尚不足以作出准确判断，但我们无法回避这两个问题:一是借此评估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二是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中，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当下。
按推测，发端于横扫全球的美国金融风暴，不是一时半会能平息得了的，而且按目前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势头来看，金融风暴正由金融行业向实体经济扩散。一些企业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要么实行限产保价，要么进行产业升级，要么直接进行裁员。而不论是企业实行限产保价，还是进行产业升级，最终还是牵扯到裁员的问题上。毫无疑问的是，裁员只能是从没有多少技术水平又没有读多少书的农民工裁减起了。众多返乡民工将何去何从？
分析认为，各地农村政府部门应该给返乡的农民工多开辟几条绿色通道，并借助农民工无奈返乡的契机，逐步完善农村新一轮土地改革的政策，设法留下返乡农民工，让农民工还原农民本色，让返乡农民工安安心心在农村种田，尽量减少农村留守人员的数量，让农村从此再不出现“农民荒”。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一些城市的用工企业不仅时常出现“民工荒”，农村同样缺少年轻力壮的种粮农民。农村种粮农民的减少，致使我国各地农村近年来撂荒现在非常普遍。
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国近年来虽然对农民实行了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好政策，但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土地政策不利于规模化操作，再加上一些农村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不健全，种粮农民根本就难以实现致富奔小康的目标。正是由于大部分的农民都认为种粮难以养家糊口，也是由于一些年轻力壮的农村人在外面找工作容易，所以农村留不住农民。
而现在全球性金融海啸向实体经济的冲击，被迫返乡的农民工会越来越多。如果此时地方政府部门不想法帮返乡农民工找到出路，在外打工时间长的农民工便会变成农村的“ 游民”，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如果各地农村利用此次大量农民工返乡的契机，设法创造出足以留下返乡农民工的条件，好的生存环境，返乡农民工“乐不思蜀 ”也不是不可能。那么，我国农村就拥有更多更好的以种粮为生农民。而种粮农民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再加上好的农村政策，13亿人靠自己在有限的耕地上种的庄稼来养活自己将不会是一句空话。当然，要想我国人民真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前提条件是要坚决保证我国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其次是要保证我国有更多更好的愿意以种粮为生的青壮年农民。
“抚民以静、俯首农桑”乃治本方略
在外向型经济中，我们常常提到的是“替外国人打工”，很多企业做的是贴牌生意，赚的是微薄的加工费。更糟糕的是，中国出口量年年攀升，一些国家视之为“产品倾销”，呼吁要抵制。加上此次次贷危机波及全球，实体经济已呈现衰退之势，广东三来一补为主体的外向经济经受着提前的寒冬。
更重要的是，农民工返乡潮揭示了以“廉价劳动力”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弊端。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曾经创造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福特主义”，其认为，一个工业社会的建立单靠驱使工人像机器一样地工作是完不成的，之所以在1914年就支付给工人每天5元的高薪，除了使工人安心工作以外，同样重要的是使工人具有足够的钱和空闲去消费企业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如果一个区域或者说一个社会总是存在严重的收入分化，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徘徊于消费的底线附近，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就是畸形的，也难以获得良性的发展。农民工省吃俭用，本来“进”就不多，“出”自然就更少了。广东不少面临产业转型的城市之所以第三产业比重不高，内销环境还需改善，其中是否有农民工对消费“贡献”比重不大的因素在内呢？
工人没有足够的权益保护，就像企业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一样，总是仰人鼻息，随时可能遭遇扼杀。这种“贴牌型”的企业早晚要转型，否则没有出路；这些权益被压制的工人也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其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相关权益保护体系需要尽快建立，不然，“民工荒”以及农民工返乡潮就会陷入恶性循环，所导致的内陆劳动力输出区域经济受损、广东劳动力短缺及农民工生活无着三重伤害，也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可测因素。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采用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天下怎样才能大治？唐太宗和魏征的回答是‘抚民以静’，所谓‘静者，为化之本’，这就是‘安人理国’的根本方针。唐太宗所谓安静，最初主要是指不进行对外战争，使百姓减少兵役的负担，后增加安人理国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摇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这样，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就被明确的规定了下来，此后，唐太宗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贞观二年，他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为人之本，人为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
他的民为邦本与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民为邦本，原是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也是历史的治国大义。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让离开土地进入工业链条的农民工有光明的就业前景。首先应将尊重和保护农民在土地上的财富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坚持反对和制止一切形式的破坏公民财富和财产的行为，切实保护耕地。否则，我们只会增加失业、破坏民众财产、激化社会矛盾。其次应转变城市管理思路，以促稳定和保就业的政治高度，给流动摊贩提供合法固定的经营场所，既解决部分农民就业创收问题，又解决了城市管理问题，一举两得！再者，政府可以给予民营中小企业提供包括税收在内的多种优惠扶持，也可以考虑以降低个人所得税与增值税转型的办法拉动内需，使农民工不至于成为土地与工厂之间的无巢候鸟，方是治本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