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月祭：追忆逝者，冀望明天
2008-06-16 10:01:37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一个月之际，望汶川以太息，闻震灾而流涕。骤雨倾盆，半是泪；大地狼籍，血浸沙。泪随川去，“汶川”，留下一个干枯的“文”……
汶川大地震发生整整一个月了，这次事件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是一次重构，从国家行政体制的应急完善，到百姓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转变。遗忘是人类的本性，对于灾区的关注，人们会因时光的延长而淡化。3个月之后，当奥运的热闹气氛伴随海量的资讯扑面而来，地震是否还会让我们的心为之震颤，那片受伤的土地是否还能继续得到全社会温情的呵护。
积三十年之力为震灾疗伤
国富带来民强。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丰厚积淀，没有三十年经济发展带来的强盛国力和物质基础，发生在中国四川、甘肃、陕西等地的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会是怎么样？
七六年唐山发生的地震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一百亿元人民币，二十四万多人丧生，重伤十六万多人，数十万和平居民转眼变成失去家园的难民。唐山震后，国家用于唐山恢复建设的总投资为四十三点五七亿元。时隔三十二年，四川汶川发生八级特大地震，已造成近七万人遇难，三十七万多人受伤，失踪一万七千多人，直接损失数千亿元，同样是伤亡损失惨重。但汶川地震至今不过一个月，中国各级政府已投入抗震救灾资金二百三十四点五八亿元，虽然是不可比价格，但仅此一项已超过唐山重建家园投入数倍。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迅即启动灾后重建规划，中央财政承诺今年安排七百亿元作为震后重建基金，今后两年继续作出相应安排。
众所周知，唐山大地震之时，正是造成中国经济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末期，当年全国GDP不足三千亿元。唐山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百分之四强。而汶川地震涉及四川省十八个市(州)和甘肃、陕西、重庆部分地区，受灾面积超过十万平方公里，受害程度不亚于唐山地震，但其损失占GDP比值要远逊于三十二前的那场地震。经过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力已大幅提升，一跃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具备了应对巨大自然灾害的能力。二00七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二十四万多亿元，全年税收收入近五万亿元。正是因为“手中有粮”，才能做到“心中不慌”，也才能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战胜余震不断、次生灾害频发等重重困难，给灾区人民生活、安置以保障，迅速启动灾后重建计划。虽然中国向来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只有企业、个人心有余力，才能把大爱洒向灾区民众，才能作出切实有效的救助。迄今为止，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四百多亿元，其中有不少捐赠大手笔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国企和民营企业。
在组织有关省市对支援灾区加快灾后恢复重建方面，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积蓄雄厚财力的省市，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像广东、山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分别对口支援汶川、北川、青川、绵竹、什邡、都江堰等重灾区，便是根据其综合实力而定。改革开放三十年积蓄的巨大物质财富，已为中国抗震救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为阶段性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而且还将继续为灾后重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行政改革日趋高效和透明
过去一个月，政府在四川汶川地震救灾中诸多打破常规，迅速、高效、透明、人性化，特事特办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为普通民众举办国殇；救灾款物由五部委全程监管；暂缓上调地震重灾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启动灾后重建用地审批快速通道；开出“抢”字头救灾列车；中央国家机关减少公用经费用于救灾；放宽地震孤儿收养条件……
灾难是制度的试金石。官方在应对巨灾时的强大号召力以及行政运作的空前高效和灵活，赢得了广泛赞誉。最高领导人身先士卒，坚持“生命高于一切”，将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落到实处。权威机构的一份调查显示，近九成五的民众对政府此次的表现表示满意。五年来政府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得到了肯定。二00三年SARS过后，官方开始构建应急管理机制，对官员的“问责制”全面建立。
但此次的“救灾效率”能否成为政府日常运行的常态，仍有待观察。毕竟仅仅凭借一次非常事件的非常应对，想要完全去除中国行政管理中的痼疾，并不现实。地震发生后，外电评论称，中国把“半个国务院搬到了灾区”。一方面表明了当局以民为本，心系百姓；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了现行“九龙治灾”模式下，综合抗灾救灾体制的缺失和专门应对机构的缺位。
《救灾法》酝酿超过十年，数易其稿，迄今仍未出台，与行政体制改革尚未到位，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利益格局尚未厘清不无关系。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至今中国已经完成了五次较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由“瘦身”向“健美”转变，但同时遇到的阻力正渐趋加大，改革动力需进一步增强。而一个指挥顺畅、整合得宜，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协调统一的政府，无疑将是推动改革的最大动力。
公民政治与责任政府走向成熟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共十七大所提出、最受外界关注的一个新政治理念，然而，中共十七大后正在循序渐进地开始的一些民主政治生活却因地震而暂停。不过，一个月后我们再度回首，却愕然发现，恰恰是在地震中显现出来的逐渐走向成熟的公民社会与责任政府间的良性互动，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让中南海执政大略意外地在地震灾区汶川，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汶川地震后，除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全国妇联等传统的社会团体，各种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团队、网络社群、企业协会等新型民间组织亦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他们在废墟中探寻生命，他们将自己的食物和水分给灾民，他们为失去亲人的孤儿带来心灵的慰藉……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在中国，一种良性的民间力量正逐渐形成。中国民众在享受着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的富裕生活同时，也逐步学会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义务，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曾说过：“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半个世纪后，在新时代，中国人学习着，将这一理念逐步变为现实：志愿者们自动奔赴灾区，正是出于“人人起来负责”的社会责任感，而民众和舆论积极要求官方机构救灾资金和物资公开透明，则是监督意识的具体表现。在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福利、尽过反哺社会的义务之后，愈加成熟的社会公民也意识到自己尚有宪法赋予的更进一步的权利与义务。
中国不仅需要高速增长的GDP，更需要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成熟社会。或许，硬实力之外的软实力，更令人心悦诚服。在这次赈灾中的民主演练中，中国的公民和志愿者团队实现了与责任政府的良性互动。同时，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则在灾区的救援和救助中不期然得到了实现和推进。所以，从某种角度说，汶川地震不仅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新里程，也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新里程。
国民从简节约优良传统重现
从官方到民间，地震过后人们都在捂紧“钱袋子”，这与中国近年留给外界热衷奢华型与攀比型消费的印象相去甚远；大灾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改变，改变的动力何在？
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开支均被削减百分之五乃至更多，中国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达致百分之十七点五，政府和国企各种名目的招待费、办公费、会议费等公款消费预算也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一并缩水，一股“紧缩消费”浪潮悄然席卷震后中国。在民间，很多民众在震后开始节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一项对四千多人的在线调查显示，三成五的受访对象表示将减少享用奢侈品，会把省下的钱捐给需要帮助的人。
汶川地震将数以千亿计的财产和资源化为乌有，社会财富出现巨大缺口，灾区人民艰难度日；面对时艰，官员理应舍弃享受与排场，减少消费开支，与民同甘共苦，将省出的钱用于救灾与重建；紧缩消费、把钱捐给灾区的民众则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是在以勇于担当的成熟公民心态为国分忧。
更重要的是，此前以令人瞠目速度蔓延的过度消费热潮在地震中得到审视、反思乃至颠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富裕起来的中国国民对消费越发热衷，众多年轻一代更是在不加节制的消费中既变成了“LOGO男女”，也变成了“月光族”甚至“卡奴”，夹杂在这股浪潮之中的奢华与攀比助长着中国社会的浮夸与浮躁，一种将“消费视为生活全部”的观念在畸形发展。
突如其来的灾难为横扫一切的过度消费热潮打上了问号。通过感受灾区民众在地震中所经历的生死洗礼，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意识到各种“身外之物”在人的生死面前显得异常渺小，对多少显得有些无常的生命来说，平安与健康的重要性要远高于消费所能带来的物欲满足和物质享受，与“物化世界”相比，平安、健康终究与鲜活生命离得更近，更加值得珍惜。
更多暴露问题还有待改善
全社会的关注依旧不可或缺。如果说救灾需要短期内最有效率的动员，那么漫长的重建同样离不开全社会的协助与参与。发生在2005年的东南亚海啸，一度成为全球热点，援助重建的承诺不绝于耳。然而，一旦关注的热度降温，重建事宜立即搁置下来，甚至一些国家的捐款至今无法送出。我国汶川地震后的重建工作由国家主导，应该不会有搁置之虞。但是，重建的全部使命并非土木工程本身，亦非财政投入一种责任，全社会的关注依旧不可或缺。
灾难的教训与救灾的经验需用制度来固化。一部《紧急状态法》，或可凝结此次大震中正反两个维度的思索与积淀。在法的层次上记住秩序拒绝混乱，当是对灾难最有益处的记忆。在文本之外，尚有更多需要继承并完善的机制。志愿者以自觉公民的身份亮相，同时也留下了冲动与盲目的遗憾。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多余”，却恰恰见证了民间组织的缺位和薄弱。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让慈善、物质帮扶、心理疏导、监督之类的工作成为他们的使命，则民间社会的热情必然获得长久保温的机制。
而且当前行政管理体制弊端仍在。有专家将其归纳为“四化”，即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今年“两会”期间，以破除部门利益分割，明确分工和权限，理顺职责，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为目标的大部制改革开启大幕，民众对其寄以厚望。但大部制改革将直接触动现时的部门利益，实施难度可想而知。从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迄今仍未完成“三定”，实现挂牌中可见一斑。这种难度在是次救灾中也有体现。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下设九个工作组，牵涉部门众多，协调难度大。
新闻发布机制嬗变还有待改进。二00三年非典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集中暴露出中国政府在信息透明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应对方面的软肋，正因于此，中国由此进入加速全面建设新闻发布机制的前进轨道。从此角度着眼，近年来不断磨合完善的新闻发布机制，正是新闻处得以“忙而不乱”，能够将一场场新闻发布会有条不紊组织起来的关键原因所在。新闻发布机制进步的背后是中国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深入人心与不断推进。面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面对此次巨灾，政府能否及时、准确发布的各类权威信息，新闻发布机制嬗变还有待改进。
另外，公民价值体系还有待重建。当一个置学生生死不顾的教师，轻易地以“自由和公正”为幌子赚取无数吆喝的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自己为什么流下泪水。应该知道，是道义和担当，而不是自私和嚣张。如果说无良教师的价值在于坦率地亮出了自己的“小”，他应该忏悔而非炫耀。真正的自由，乃是在人群中懂得尽责的自尊。如果今天的讨论使我们铭记了这一点，即便灾难重来，人类的幼雏依旧会得到优先的呵护，这才是人类的荣光。否则，灾难留给我们的只有遗忘，甚至遗忘掉灾难之前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