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粉”风暴拷问中国制造
2008-09-23 09:38:01
9月8日曝光不满周岁婴儿疑食用三鹿奶粉导致患有肾结石后，“毒奶粉”风暴越刮越猛。三鹿奶粉事件给中国民众、尤其是千万父母带来的伤痛，也许会随时间慢慢淡去。人们更担心的是，还有多少中国制造正继续在利益链的勾结中危害生命，以及该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三鹿推倒奶业多米诺骨牌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通报了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抽检结果，蒙牛、伊利、雅士利、圣元、施恩等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检出三聚氰胺，被要求立即下架。
中国公众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早在三鹿案发之初，就有民众爆料称，往奶粉里掺加三聚氰胺是行业内的“潜规则”。而现在公布的抽查结果，正是可以用“天下乌鸦一般黑”来形容。
中国最大的奶业企业蒙牛乳业的一位高管此前信誓旦旦地说，“三鹿奶粉事件，对蒙牛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真是绝妙的讽刺！如果只有一个三鹿，我们可以指责它无良；但现在是二十二个“三鹿”，那么除了指责无良之外，显然是制度出了问题。质检总局几天时间就查处了如此多的毒奶粉，很明显这并不是短期集中爆发的现象，之前质检部门都哪里里去了？
在堂堂省市两级政府眼皮底下的三鹿公司，酿成了波及二十余省毒害数千名无辜幼儿的恶性事件。可以说，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撕掉了它最后一块遮羞布。事实已经证明，他们连保护民众的起码条件都不具备。
耐人寻味的还有，奥运会、残奥委会供应的奶制品未检出三聚氰胺。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同时也让人感到心寒。为何奥运产品是合格的，当然是因为奥运会是国际盛会，要保证众多外国人士的健康，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规范的检测标准。这也表明，三
聚氰胺并非难检测，关键是想不想去检测。
如此之多乳奶制品企业的产品遭遇三聚氰胺的侵犯，名牌产品的品质形象受到质疑，民众正对国产乳制品避而远之，民族乳制品业好象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就令人有些困惑：国家质检总局到底尽了什么职责呢？难道此前他们都是在打瞌睡？唯一让我们欣喜的是，国家质检总局对“问题奶粉”的处置是果断而坚决的。国家质检总局如今对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的大获全胜，虽为杜绝今后提供了可能，但他们前期对乳制品质量监督管理的失职，并由此对国内乳品行业市场的打击和在消费中制造的恐慌显然不可小觑。如此，真不知道这时候我们该对国家质检总局是褒是贬，有点难逃事后诸葛亮之干系，再大的作为也是让人想说爱你不容易。国家质检局怎么可以甘心做“事后诸葛亮”呢？个中教训，值得每一个国家职能部门认真吸取并引以为戒。
“毒奶粉”背后利益错综复杂
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社会之复杂，特别是各地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某些产品的质量监管偶尔出现疏漏，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三鹿集团并非是小作坊，而是中国奶粉行业里的重量级企业，如今发生这么大的丑闻，是无论如何都讲不过去的。
三鹿奶粉事件曝光之后，中国消费者和其他民众对该公司不能原谅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有外人在原奶中添加了有毒化学物质，但婴儿奶粉却是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儿食用的不是奶农提供的原奶，而是三鹿集团销售给他们的奶粉。因此很显然，若只是让几名奶农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那对死去的婴儿以及可怜的患病孩童是不公平的，对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更是不负责任的。
令中国河北省有关当局感到丢脸的是，在三鹿集团持有股份的纽西兰恒天然公司，于上月初发现婴儿奶粉有毒之后，曾要求河北地方当局回收这些奶粉，但一直没有被采纳。直到纽西兰总理克拉克亲自介入，向中国最高当局通报了此事，三鹿集团才从本月11日起开始回收。如此人命关天的事情，河北省地方当局为何还要隐瞒？究竟哪个层级存在着障碍？当外国政府都如此重视中国消费者利益的时候，为何中国地方当局反而漠不关心？毫无疑问，只逮捕几名“不法分子”，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的。
中国最近几年的重大安全事故十分频繁，一次灾难动辄就是几十人、几百人死亡，而且都是相同的事故在重复发生，例如矿井倒塌、煤矿爆炸以及销售假药、食品被污染等。对这些灾难，中国最高当局不可谓不重视，甚至经常为这类事情疲于奔命，但看结果，至今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究其原因，可谓非常复杂，包括地方利益和短期利益凌驾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包括政府、司法和资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庞大利益共同体，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相互袒护。这是对胡温体制“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重大挑战，也
是对“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执政理想的讽刺。
因此，如果三鹿奶粉事件的调查和处理还是和过去一样草草了事，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却免受惩罚，那对政府的信誉和威信所构成的损害，将超过毒奶粉事件本身。
在毒奶粉事件曝光的同时，山西省发生了尾矿溃坝惨剧，造成几百人死亡。长期以来，山西矿难极其频繁，可谓积重难返。此次事件发生之后，上任才一年的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在很多官员都在千方百计地居功诿过时，孟学农以此举或许体现了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但显然不能解决山西省根深蒂固的种种问题。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这并非是说灾难频仍是合理的。相反，中国应该有意识地适时调整政策的优先次序，汲取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的各种教训，避免重复这些国家所走过的弯路，以便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尽量减少乃至避免它所可能带来的成本和代价。
“毒奶粉”风暴拷问中国制造
多年扰攘不休的“中国制造”质量安全问题已使中国政府十分头疼，而今三鹿事件就如一枚重磅炸弹，再次使中国的形象受到损害。长期以来，地方利益和短期利益凌驾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包括政府、司法和资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庞大利益共同体，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相互袒护。三鹿事件让中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监控能力面临巨大的考验，而其中的重点和难点无疑是斩断各种导致官商勾结的利益链。
在某种程度上与最近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的关注有关，一些国家最近开始以质量和安全问题为借口，对中国产品进行扩大化的抵制和调查，甚至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应该说，产品质量问题既与国家的对外形象有关，更与国内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面对压力，政府积极整治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是对民众生命健康负责的表现。
国内目前需要整治的产品质量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存在部分不法经营者和企业。我们不能否认，任何市场都有希望通过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之徒。只要可以谋取暴利，他们就会置法律和道德于脑后。
其次，是企业技术水平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曾长期处于物资紧缺、商品供应不足的状态。在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加快生产来满足市场需求，一些技术水平低劣的企业也就仓促上马。当然，技术的先进与落后与否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由于技术的进步，中国二十年前的汽车或者电器产品有可能在今天看来就是不合格产品，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却是合格的。虽然理论上技术落后的产品最终会被淘汰，但是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第三，市场上仍然存在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购买需求。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成本是直接相关的，即使在合格的产品中，也有优质和普通产品之分，而优质产品的生产成本一般都会高于普通产品。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一些大城市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广大中西部地区还十分落后，这些地区的民众还很难承担优质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因此，在我国就普遍存在明知产品质量不太好，为了省钱也购买。
当然，无论由于何种原因造成我国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的实际状况，政府都应当加大监管力度，维护市场秩序。不过，政府的监管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将假冒伪劣一扫而光，而需要通过制度化的、长期的和渐进的过程来提升“中国制造”的整体水平。
用什么拿下“中国制造保卫战”？
举一反三，借婴幼儿奶粉业的几乎集体沦陷，再对国人民生境遇进行一次最全面的审视。“行业性脓包”在婴幼儿奶粉领域出现了，它或许可以辐射得更多：想想看，这些年从苏丹红、“瘦肉精”、“空壳奶粉”，到工业盐、“齐二药”、红心鸭蛋、康师傅“优质水源”；从饮用水、食用油到药品、保健品……国人的食品药品安全，早已到了触目惊心、触目寒心的地步。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是否也都要有点“挤脓包”的决心？有人说，如果按对三鹿婴幼儿奶粉检测方式进行检查，我们可能只能用封条封住嘴巴。但问题是：为了不至于“封住嘴巴”，我们就要一次次把严重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吗？国人血肉之躯，承受力毕竟有限，这种食品药品安全的大拯救，必须在忍耐力接近极限之前有所破冰。
三鹿需要重生，婴幼儿奶粉需要重生，国产奶业需要重生，国人的食品药品安全何尝不需要浴火重生？中国制造更需重生！那么我们我们该用什么拿下“中国制造”保卫战呢？
首先，要对重要产品建立监督制度。由于我国农产品长期以来处于半自然的小农经济状态，生产者分散和难以确认，因此基本上没有农产品的检验制度。在这样一种监管的真空状态下，农产品的质量保障就无从下手。而大米、食用油、肉类和蔬菜等作为老百姓的日常必需品，要保证产品的安全，就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而很难依靠突击性的检查来解决问题。
其次，产品质量的提高需要监管的长期化。在我国一些地方，往往是出现严重的质量事故之后，地方政府就进行一阵风似的整顿，过一段时间之后依然故我。在这样简单化的监管下，政府执法缺乏连续性，而假冒伪劣产品仍然存在巨大的生存空间。
第三，产品质量的提高是渐进的过程。我们应当看到，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指望所有的产品质量短期内出现质的飞跃，甚至比肩欧美产品是不切实际的。如果强制要求所有企业执行过高的产品标准，则很可能出现过多企业无法达标，而监管部门难以下手的状况。
总之，关注产品的质量问题体现了情为民所系的执政理念，但是如何提高产品质量，保障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观念的转变和支持。对于进行这样一场战役，我们需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三鹿推倒奶业多米诺骨牌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通报了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抽检结果，蒙牛、伊利、雅士利、圣元、施恩等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检出三聚氰胺，被要求立即下架。
中国公众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早在三鹿案发之初，就有民众爆料称，往奶粉里掺加三聚氰胺是行业内的“潜规则”。而现在公布的抽查结果，正是可以用“天下乌鸦一般黑”来形容。
中国最大的奶业企业蒙牛乳业的一位高管此前信誓旦旦地说，“三鹿奶粉事件，对蒙牛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真是绝妙的讽刺！如果只有一个三鹿，我们可以指责它无良；但现在是二十二个“三鹿”，那么除了指责无良之外，显然是制度出了问题。质检总局几天时间就查处了如此多的毒奶粉，很明显这并不是短期集中爆发的现象，之前质检部门都哪里里去了？
在堂堂省市两级政府眼皮底下的三鹿公司，酿成了波及二十余省毒害数千名无辜幼儿的恶性事件。可以说，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撕掉了它最后一块遮羞布。事实已经证明，他们连保护民众的起码条件都不具备。
耐人寻味的还有，奥运会、残奥委会供应的奶制品未检出三聚氰胺。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同时也让人感到心寒。为何奥运产品是合格的，当然是因为奥运会是国际盛会，要保证众多外国人士的健康，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规范的检测标准。这也表明，三
聚氰胺并非难检测，关键是想不想去检测。
如此之多乳奶制品企业的产品遭遇三聚氰胺的侵犯，名牌产品的品质形象受到质疑，民众正对国产乳制品避而远之，民族乳制品业好象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就令人有些困惑：国家质检总局到底尽了什么职责呢？难道此前他们都是在打瞌睡？唯一让我们欣喜的是，国家质检总局对“问题奶粉”的处置是果断而坚决的。国家质检总局如今对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的大获全胜，虽为杜绝今后提供了可能，但他们前期对乳制品质量监督管理的失职，并由此对国内乳品行业市场的打击和在消费中制造的恐慌显然不可小觑。如此，真不知道这时候我们该对国家质检总局是褒是贬，有点难逃事后诸葛亮之干系，再大的作为也是让人想说爱你不容易。国家质检局怎么可以甘心做“事后诸葛亮”呢？个中教训，值得每一个国家职能部门认真吸取并引以为戒。
“毒奶粉”背后利益错综复杂
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社会之复杂，特别是各地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某些产品的质量监管偶尔出现疏漏，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三鹿集团并非是小作坊，而是中国奶粉行业里的重量级企业，如今发生这么大的丑闻，是无论如何都讲不过去的。
三鹿奶粉事件曝光之后，中国消费者和其他民众对该公司不能原谅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有外人在原奶中添加了有毒化学物质，但婴儿奶粉却是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儿食用的不是奶农提供的原奶，而是三鹿集团销售给他们的奶粉。因此很显然，若只是让几名奶农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那对死去的婴儿以及可怜的患病孩童是不公平的，对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更是不负责任的。
令中国河北省有关当局感到丢脸的是，在三鹿集团持有股份的纽西兰恒天然公司，于上月初发现婴儿奶粉有毒之后，曾要求河北地方当局回收这些奶粉，但一直没有被采纳。直到纽西兰总理克拉克亲自介入，向中国最高当局通报了此事，三鹿集团才从本月11日起开始回收。如此人命关天的事情，河北省地方当局为何还要隐瞒？究竟哪个层级存在着障碍？当外国政府都如此重视中国消费者利益的时候，为何中国地方当局反而漠不关心？毫无疑问，只逮捕几名“不法分子”，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的。
中国最近几年的重大安全事故十分频繁，一次灾难动辄就是几十人、几百人死亡，而且都是相同的事故在重复发生，例如矿井倒塌、煤矿爆炸以及销售假药、食品被污染等。对这些灾难，中国最高当局不可谓不重视，甚至经常为这类事情疲于奔命，但看结果，至今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究其原因，可谓非常复杂，包括地方利益和短期利益凌驾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包括政府、司法和资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庞大利益共同体，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相互袒护。这是对胡温体制“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重大挑战，也
是对“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执政理想的讽刺。
因此，如果三鹿奶粉事件的调查和处理还是和过去一样草草了事，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却免受惩罚，那对政府的信誉和威信所构成的损害，将超过毒奶粉事件本身。
在毒奶粉事件曝光的同时，山西省发生了尾矿溃坝惨剧，造成几百人死亡。长期以来，山西矿难极其频繁，可谓积重难返。此次事件发生之后，上任才一年的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在很多官员都在千方百计地居功诿过时，孟学农以此举或许体现了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但显然不能解决山西省根深蒂固的种种问题。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这并非是说灾难频仍是合理的。相反，中国应该有意识地适时调整政策的优先次序，汲取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的各种教训，避免重复这些国家所走过的弯路，以便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尽量减少乃至避免它所可能带来的成本和代价。
“毒奶粉”风暴拷问中国制造
多年扰攘不休的“中国制造”质量安全问题已使中国政府十分头疼，而今三鹿事件就如一枚重磅炸弹，再次使中国的形象受到损害。长期以来，地方利益和短期利益凌驾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包括政府、司法和资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庞大利益共同体，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相互袒护。三鹿事件让中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监控能力面临巨大的考验，而其中的重点和难点无疑是斩断各种导致官商勾结的利益链。
在某种程度上与最近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的关注有关，一些国家最近开始以质量和安全问题为借口，对中国产品进行扩大化的抵制和调查，甚至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应该说，产品质量问题既与国家的对外形象有关，更与国内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面对压力，政府积极整治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是对民众生命健康负责的表现。
国内目前需要整治的产品质量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存在部分不法经营者和企业。我们不能否认，任何市场都有希望通过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之徒。只要可以谋取暴利，他们就会置法律和道德于脑后。
其次，是企业技术水平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曾长期处于物资紧缺、商品供应不足的状态。在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加快生产来满足市场需求，一些技术水平低劣的企业也就仓促上马。当然，技术的先进与落后与否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由于技术的进步，中国二十年前的汽车或者电器产品有可能在今天看来就是不合格产品，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却是合格的。虽然理论上技术落后的产品最终会被淘汰，但是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第三，市场上仍然存在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购买需求。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成本是直接相关的，即使在合格的产品中，也有优质和普通产品之分，而优质产品的生产成本一般都会高于普通产品。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一些大城市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广大中西部地区还十分落后，这些地区的民众还很难承担优质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因此，在我国就普遍存在明知产品质量不太好，为了省钱也购买。
当然，无论由于何种原因造成我国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的实际状况，政府都应当加大监管力度，维护市场秩序。不过，政府的监管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将假冒伪劣一扫而光，而需要通过制度化的、长期的和渐进的过程来提升“中国制造”的整体水平。
用什么拿下“中国制造保卫战”？
举一反三，借婴幼儿奶粉业的几乎集体沦陷，再对国人民生境遇进行一次最全面的审视。“行业性脓包”在婴幼儿奶粉领域出现了，它或许可以辐射得更多：想想看，这些年从苏丹红、“瘦肉精”、“空壳奶粉”，到工业盐、“齐二药”、红心鸭蛋、康师傅“优质水源”；从饮用水、食用油到药品、保健品……国人的食品药品安全，早已到了触目惊心、触目寒心的地步。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是否也都要有点“挤脓包”的决心？有人说，如果按对三鹿婴幼儿奶粉检测方式进行检查，我们可能只能用封条封住嘴巴。但问题是：为了不至于“封住嘴巴”，我们就要一次次把严重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吗？国人血肉之躯，承受力毕竟有限，这种食品药品安全的大拯救，必须在忍耐力接近极限之前有所破冰。
三鹿需要重生，婴幼儿奶粉需要重生，国产奶业需要重生，国人的食品药品安全何尝不需要浴火重生？中国制造更需重生！那么我们我们该用什么拿下“中国制造”保卫战呢？
首先，要对重要产品建立监督制度。由于我国农产品长期以来处于半自然的小农经济状态，生产者分散和难以确认，因此基本上没有农产品的检验制度。在这样一种监管的真空状态下，农产品的质量保障就无从下手。而大米、食用油、肉类和蔬菜等作为老百姓的日常必需品，要保证产品的安全，就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而很难依靠突击性的检查来解决问题。
其次，产品质量的提高需要监管的长期化。在我国一些地方，往往是出现严重的质量事故之后，地方政府就进行一阵风似的整顿，过一段时间之后依然故我。在这样简单化的监管下，政府执法缺乏连续性，而假冒伪劣产品仍然存在巨大的生存空间。
第三，产品质量的提高是渐进的过程。我们应当看到，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指望所有的产品质量短期内出现质的飞跃，甚至比肩欧美产品是不切实际的。如果强制要求所有企业执行过高的产品标准，则很可能出现过多企业无法达标，而监管部门难以下手的状况。
总之，关注产品的质量问题体现了情为民所系的执政理念，但是如何提高产品质量，保障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观念的转变和支持。对于进行这样一场战役，我们需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