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不公成最大隐患

2010-03-26 11:01:35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分配文化的基本特征。社会财富、资源、权利一旦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兴亡周期律”就会跳出来显灵，历史教训不断“轮回”。这既不是批判“小农意识”、“愚昧落后”之类就能解决，也不是灌输“市场机制”、“效率优先”之类就能化解的难题。笔者以为，切不可以为改革开放三十年，西方文明渗透三十年，中国分配文化就会真正改变，人们财富心理就会西方化。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国企改革、减员增效、城乡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财富过于集中等现象的出现，从社会心理失衡到群体性事件增加，都明确警示我们：现实极大挑战着中国分配文化，分配不公已成为目前最大的社会隐患。

■“周期律”教训屡敲警钟

据全国总工会2009年展开的收入专项调查，一些结论性问题是：“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达到18倍”、“低收入职工比例过大”、“六成职工超时劳动”、“城镇员工参保率仅六成”、“职业病每年约10万件”等等。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公平，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最大、最突出的问题。据《?望》新闻周刊报道，仅2009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就达51.9万件。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此类案件从2005年的31.4万件，攀升至2008年的69万件，翻了一倍还多。

更值得重视的是，2009年群体性事件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出现，分配不公引发的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主要矛盾。4月，有河北保定棉纺厂千名职工沿国道“徒步进京旅游”事件；7月，有武汉锅炉厂千名工人3次堵路事件；同月，吉林通钢事件中，有7个高炉一度停产、1名企业高管被殴致死；8月，河南林钢事件中，市国资委副主任被软禁90小时；11月，重庆嘉陵机器厂工人发生“罢工”……社科院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认为，“劳资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笔者注意到他的一句话：“在其中，我们尤其看到了产业工人的力量。大工业、现代化工业生产领域的劳资关系动向，需要高度关注。”这就更要警惕暴力性群体事件中的“兴亡周期律”元素。

据《南方日报》报道，我国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集中”趋向：一是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4%提高到2008年的20%。二是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企业集中。1996年至2007年，我国企业盈余份额占GDP的比重从19.3%上升到31.3%。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目前我国收入最低行业与收入最高行业的收入差距高达15倍。“三个集中”最终导致了“两个比重”不断下降：一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二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67.3%降低到2007年的57.5%。

■改变“三集中”分配流向

笔者以为，“三个集中”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不断蚕食工人工资，使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比例严重失衡，激化了社会矛盾。其一，“财富向政府倾斜”。政府税收每年增长20%以上，有时还高达30%，超过企业利润增幅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百分之十几）。如果出现政府财政对教育、医疗、养老和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投入不足，甚至用于自身消费（包括公款吃喝、政绩工程等浪费），不仅会进一步拉大分配差距，而且低收入群体会对“改革成果共享、共同富裕”产生怀疑，从而产生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其二，企业以“唯利是图”为天职，必然导致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攀升。而劳动收入比重却越来越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激化了以“劳资矛盾”为核心的群体事件。其三，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加上生产能力过剩与国内消费不足，导致长期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其四，劳动力报酬过低使人力资本得不到补偿，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阻碍了技术升级。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首先要改变“三集中”分配流向。

笔者赞美中国之发展，社会之进步，但绝非对蓝天中的乌云视而不见。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社会重现了“世态炎凉”：资本权贵的浮华奢靡天、灯红酒绿夜，与弱势群体的柴米油盐贵、生老病死难，形成极强烈反差，加上官员腐败日益猖獗、利益集团互绞麻团、道德良知淹于金钱、重法轻德弱化控制、信仰缺失等等，“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绝非耸人听闻。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对记者说，国企改制过程中，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无视职工的民主权利，擅自决定企业破产、出售、转让、兼并等直接涉及企业生存、职工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项，甚至贱卖国有资产。工人们认为职代会背叛了工人利益。“谁能真正代表工人利益？”成为国企改制中无法回避的难题，也成为对“三个代表”思想的严峻考验。

■切莫遮蔽太阳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