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目前的宏观调控与“经济通缩”关系

2005-06-21 10:07:09    

目前发生在中国经济领域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随着中央政府对于宏观调控的力度加大，宏观经济当中的一个重要指数CPI反而一直在走强。所以，就在三个月前，人们还在担心物价会不会一路高涨。但现在随着4、5月宏观数据的陆续披露，CPI正在连续下滑，在学术范围内，通货紧缩、经济降温的话题却已然成为讨论重点。甚至上升到了质疑去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性上来……

多项指标暗示中国面临“通缩”风险

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1至5月的经济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已连续两个月环比下跌，增长保持在1.8%这个并不高的水平上，但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却仍然走高。尤其是4－5月CPI持续处于2%以下的低位，PPI涨幅(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高于CPI涨幅以及二者之间的“剪刀差”，是自1996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和强度最大的一次。上下游价格的严重分离则加剧了人们对通货紧缩的担忧。这意味着，热度未减的工业热如果还拉不起消费，经济可能一直往下行的通道走。

在CPI同比增长1.8%同时，FDI连续两个月下滑，5月FDI同比下降22%，4月下降27%；M1(广义货币发行量)和M2(狭义货币发行量)增幅仍控制在15%之内，央行货币政策闸门收紧。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殷剑峰博士也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说，我国经济在去年初到达周期顶峰，投资和GDP已处于并将继续处于下滑态势。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多项传统指标看出，CPI增长与PPI增长辐度相关甚远，表明企业的利润正在被吞食。而FDI连续两个月下降及货币发行量的萎缩都是通货紧缩的重要特征。一时间，中国面临通缩风险的猜测又纷纷出现，不由得让我们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担心，甚至归咎于最近两年实行的宏观调控手段。

当前“通缩”与宏观调控无直接关系

去年以来的全国范围内的宏观调控源于部分行业的发展过热和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中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针对房地产业发展的整顿文件和措施，其密度和激烈程度是近些年所少有的。因此，许多人将目前出现的一些通货紧缩的苗头归咎于“打击一大片”的宏观调控政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经济只是局部过热。今年，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在他看来可能有一点手重。他表示，通货紧缩的苗头从5月份的货币供应量和国内总投资状况下滑中已经可以看出，但央行如果处理得好，通缩苗头很容易解决。并且，由于贸易顺差，人民币兑日元实际已经升值，因此下季度我国出口很可能减少，如果内需同时受到控制，社会总需求将被拉低，经济由此下行。他的结论是：如果对需求和投资的控制仍然偏紧，中国经济可能进入半年到一年的疲软期。目前，学术界持“投资控制过严”论的学者不止宋国青一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曹凤岐表示，今年经济是不是过热还有待观察，在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中，有些地方的手法可能过重了。

如果遵循上面专家学者的思路轨迹我们很容易得出下面的结论：去年以来的针对汽车、房屋市场的一系列治理活动已经引发的民间需求不振的情况，同时在一些行业的投资也受到了限制，这些东西都是引发目前通缩情况的一些潜在因素。因此，本轮宏观调控应该到此为止，政府要继续鼓励房地产业的稳定发展，鼓励一些行业的大力投资来带动整个经济的活力。

但是分析员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遇到的问题，不是发展速度和宏观调控是否对发展造成影响的问题，而是发展的结构与质量的问题。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依然依赖于大规模投资拉动，而投资方向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这些大项目上的快，GDP增长和税收见效就快。但对于老百姓的就业和消费没有太大帮助。大多数国家都是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进出口依赖程度过高也压制了中国内需的增长。如果真正启动消费，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宏观经济必然减少对外贸的依存度。目前中国GDP增长对进出口依存度高达70%，而美国和日本只有22%和15%。

就拿最近非常热闹的房地产业来说，最近这十年可谓风风火火，“供需两旺”，成为中国制造亿万富翁最快的一个行业之一。可是仔细分析房地产行业的需求和资金风险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银行信贷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原因，最终是七成的担子担在银行肩上，成为典型的自己制造需求，自己制造气势的行业之一。这样一来，中央为了控制金融风险，降低房地产市场泡沫，接二连三地出台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不仅打击了投机势力，也给有真实需求的群体上了一课。这种宏观调控绝对是必要的，也是对于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有巨大好处的，绝对不是造成所谓通缩的直接原因。

解决结构问题与保持增长很难兼得

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速度是一对矛盾。为了保证经济能够长远保持健康发展，必须针对结构进行修正与调整；而修正与调整结构是肯定会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的。分析员需要指出的，在目前的中国的国情下，既要保证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又要完成经济增长结构的快速调整是很难现时实现的。

在市场资源配置充分的条件下，充分就业率的变化程度是经济运行好坏的主要标准。目前的情况下，中国GDP的增长速度高于9%，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投资就业系数比较低，必然依靠GDP的高速增长保证就业。如果GDP增速降低，就业率也会下降。这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目前中国的通货紧缩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供大于求，供给与需求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保障短缺、教育短缺和住房短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压制了内需，造成了通货紧缩的假象。由于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存在两个市场：一是家电、服装等日用消费品市场，另一个是住房、汽车、教育等公共服务品市场。货币政策只能对前一个市场具有高效的传导与管理作用，但这一市场占经济的整体比例很小。在中国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大背景下，后一个市场才是更应该调控的市场。货币政策对它的影响作用有限。

而且，中国目前由于增长结构造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高耗能、高投资，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目前根据专家的计算，中国若不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到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是很难做到的。从2003年开始的能源紧张就是这一潜在危机的表征。可是我们参照其它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史可以看出，荷兰、瑞典、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社会保持发展的同时实现工业用水零增长。这就是依靠调整增长结构和提高增长效率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还应该重新提起“磨刀不误砍柴功”的认识，目前的通货紧缩也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罢，只要是落实在结构调整上的，还是应该继续推动下去。